原标题：为被性侵的孩子撑腰，最高检的检察建议书直接发给了教育部！

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第一次以首席大检察官的身份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这份通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有思想有观点有张力、求真务实、很接地气、用数据说话、装满了人民声音的报告吸引了各界的目光，报告中提到的“一号检察建议”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据悉，这份于2018年10月19日向教育部发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简称“一号建议”），是最高检认真分析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其核心内容为，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校园预防性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员等。

缘起：

首席大检察官的首起抗诉案件

很多人会问，最高检史上第一份检察建议书为何发给教育部？

201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会议，就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发表意见。

这要从首席大检察官的首起抗诉案件说起。

2018年6月11日，因为一起关于小学教师性侵未成年学生的抗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首次依法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主持，最高法17位审委会委员悉数出席。

此案被告人齐某是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利用午休、晚自习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在学校办公室、教室、无人的宿舍等地方多次对2名被害女童（均为10岁）实施奸淫、猥亵，并以外出看病为由将其中1名女童带回家中强奸。此外，齐某还在女生集体宿舍多次猥亵多名10岁至11岁的女童。

2016年1月20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为，判决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2017年3月3日，最高检以某省高级法院对齐某强奸、猥亵儿童一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为由，向最高法提出抗诉。

此次审委会上，张军发表了抗诉意见，明确指出原审判决存在的错误，并从情节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建议等多个方面阐述了检察机关观点，得到了最高法院审委会绝大多数委员的一致赞同。最终，最高法经审理采纳了最高检的全部抗诉意见，依法改判齐某无期徒刑。该案例后来被列为最高检2018年11月下发的第十一批指导案例之一。

向教育部发出

史上第一份检察建议书

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检察监督并未就此结束。

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齐某抗诉案的承办人介绍：

张军在案件改判后多次强调，要思考如何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做到起诉之前、延展到裁判之后，为每个家庭、每一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带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根据张军的要求，办案组的检察官们结合齐某案开始“解剖麻雀”。

校园应当是最安全的地方，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港湾。检察官们调研发现，近年来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职员工性侵害幼儿园儿童、中小学学生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如：

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2018年同比上升30%，并且相当数量的案件犯罪时间长、侵害次数多，一案侵犯多名学生，犯罪情节恶劣。

要想遏制和减少未成年学生遭受违法侵犯，不仅要依靠公安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更有赖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源头预防，通过堵漏建制来斩断伸向孩子们的黑手。

于是有人提出向教育部发送检察建议，这种想法很快得到最高检党组的认可和支持。张军亲自指导部署撰写工作，连建议书的封皮都是精心设计。最高检原未检办、研究室等部门抽调业务骨干，前后历经三月，期间数易其稿，最终形成了最高检历史上的首份检察建议书。

“以前最高检都是对办案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向有关主管部门发送检察建议，地方检察机关有不少实践，但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检察建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万春说。

因为是“史上首次”，据悉，最高检对发出“一号建议”十分慎重，建议书的内容曾反复论证修改，还经过了最高检检委会会议审议，确保反映的问题精准、提出的建议可行；同时还正式发函征求教育部意见，根据其意见对检察建议书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最高检办公厅主任王松苗对记者介绍，当时分管未检工作的副检察长孙谦工作非常细心，建议张军在发出建议之前与教育部部长先做个沟通。

张军亲自与教育部部长陈宝生通电话后，陈宝生特别重视，除感谢最高检对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等问题的关注支持外，特别表示希望在建议上加一句“督促地方政府落实”。正是这句话，促进了最高检党组要求把工作进一步做到家，陈宝生电话里的建议被张军在多个场合提及。据内部人士透露，最高检工作报告分别征求各方意见的五次座谈会上，几乎每个与会者都知晓了教育部部长的这句话。

张军为何要反复强调陈宝生“督促地方政府落实”八个字？

这是因为两位领导深知，保护祖国的花朵、真正地关心孩子，必须让制度落地，而最关键的一步还在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最终检验标准”，仍然任重而道远。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一号建议”通过个案促进制度完善、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案结事不了、放大办案效果，有力促进了教育部和全国教育部门以及学校加强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

重庆检察机关“莎姐”团队赴基层社区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服务。

把“一号建议”

做成刚性做到刚性

那么，被冠以最高检历史上首次称呼的“一号建议”向教育部发出后，教育部是如何回应的呢？

截至2019年1月25日，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对落实最高检检察建议书作出批示，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积极举措，通过检察机关和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预防性侵害幼儿园儿童和中小学学生违法犯罪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据悉，教育部对最高检的这份检察建议书高度重视，陈宝生部长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成立专门工作小组，部署开展一系列工作。教育部办公厅于2018年12月12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教督厅函〔2018〕9号），要求各地教育部门深入开展预防性侵安全教育，切实加强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严格执行校园安全管理规定，不断完善预防性侵协同机制，持续强化学校安全督导检查。

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向最高检致函，回复有关检察建议书落实工作情况，表示将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制度；落实管理责任，构建未成年人学校保护体系；加强安全与法治教育，提高未成年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合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送检察建议以及开展的跟踪落实工作，对今后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把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完善更多的领导、监督、支持和配合机制，增强监督刚性，提升监督效果。比如，建立健全检察建议工作报告制度，定期向党委、人大报送检察建议工作调研报告、检察建议落实情况报告等材料，使党委、人大全面了解检察建议工作开展情况，进一步重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赢得更多支持。”万春说。

记者采访时意外获知，这份“一号建议”还曾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关注。

2018年参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成果展”时，张军向国务院分管教育的副总理就“一号建议”做了汇报，这位领导认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就要依法从严，依法重判；当这位副总理拿到最高检的“一号建议”后，在批示中充分肯定了“一号建议”，强调最高检的工作是从源头上保护学校安全、维护儿童权益，支持司法部门依法严惩犯罪，还校园一片净土，并且指示必须做好更要落实。

最高检领导头脑非常清醒。原来的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情况很复杂，一纸建议并不能代表全部，还要加大力度推进。史卫忠介绍：

最高检党组已经部署，下一步将联合有关国家部委，不断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通过开展专项调研督导、推动建立教职工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制度、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等有效举措打好落实“一号建议”的“组合拳”。

“重犯率高、熟人作案是比较常见的特点。建立教职工入职查询制度及从业禁止制度，将性侵预防‘关口’前移，能防患于未然，或从源头上较为有效减少在校未成年人被前科教职工性侵的风险，有效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对最高检近期出台的相关举措给予高度评价。

2019年2月20日，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副厅长李峰带队赴福建调研“一号建议”落实情况。——福建省检察院提供

来源： 海运仓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