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知事”公众号6月15日文章，原题为：“这些部级 原来都打一个地儿来”。全文如下：

“在裁军的30万员额中，有近一半以上是军官。”《中国青年报》新近刊发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军人离开部队，对基层官兵来说是退伍复员，对中高级军官来说是转业或自主择业。无论选择哪条路，脱下军装都是人生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职业要变、职务要变、待遇要变，如此之多的变化牵动着每个人的事业发展，也影响着每个家庭的现实生活。因此，每到安置退伍军人和军转干部的时刻，有多少人夜不能寐。

离开部队走上从政之路，是一个理想的工作选择。而能走上从政之路的，也必是同一批军人中的优秀人物。“长安街知事”发现，在中国政坛上，确实不乏一些有过军旅经历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身上的“特殊元素”鲜为人知。

据大公网报道：正部级以上干部中，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江西省委书记强卫、财政部长楼继伟、甘肃省长林铎、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等人都当过兵。不过，他们进入政坛的途径却有所不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兵很流行。能当兵的人家庭“成分”得好，各方面表现突出才有望获得推荐。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当兵改变命运，而依旧是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幸运地赶上了恢复高考，念完书后被分配到国家机关。比如楼继伟，当了10年海军战士后退伍到首钢和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当工人，后来考上清华大学，毕业进入国务院办公厅工作。

也有没上大学直接工作的，比如甘肃省长林铎。他复员后待分配9个月后，到航天部511站工作。相比于同时代的大学生，复员直接工作仕途发展难度更大。因为在当时的国家机关，新进的年轻人多为恢复高考后的应届生，学历、知识、视野都相对有优势，要在他们之中脱颖而出，实在不易。公开简历显示，林铎参加工作5年后参加自考读了在职大专，参加工作13年后读了在职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精神可嘉。

与战士不同，军官转到地方工作，面临的不是就业问题，而是职业发展的转向。长期担任中央巡视组长的朱保成，在部队服役长达21年，当过团长，参加过华北军事演习和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等重大军事行动，立过4次三等功。到地方工作一年后，他的职务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室正处级检查员，从团长转任处级非领导职务，这种情形，十分普遍。

部队的小伙伴告诉“长安街知事”，军队干部到地方工作，一般会有一个大致的“级别转化”尺度。比如师职对应局级，团职对应处级。由于地方领导岗位职数限制，师长到地方未必能当局长，常按照“退一步”并保留相应待遇的方式来安排，比如正师转任副局实职，括号正局级，或者转任正局级非领导职务。

类似的“级别转化”主要集中在师职和团职这两个群体当中，因为营职以下干部到地方基本安排为一般干部，而师职以上基本留在部队发展。比如近日被公示担任山东副省级城市纪委副书记人选考察对象的马志勇，从营职干部转到地方工作后，从普通干部、正科级检查员一步步干起。值得注意的是，他进入仕途的年龄，并不同于二十四五岁的应届大学生，当年他已经33岁。

安置是一方面，挑选优秀军队干部到地方工作的情形亦有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肖志恒曾是步兵师的副政委，到地方工作后担任团中央青工部长，成为正局，相当于提任。不过，这很罕见。

更为罕见的是，将军转到地方工作。2005年，中国完成了裁军20万的任务，这一年有一大批将军从政。如海军航空兵部参谋长郭炎炎少将转任中纪委驻国防科工委纪检组长；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江帆少将转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第三军医大学政委罗振江少将转任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徐天亮转任中纪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长等等。

“长安街知事”发现，受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军队干部到地方工作后，从事的领域相对集中，多在组织纪检、公检法司和服务保障部门，这些部门纪律性强，相对独立，工作方式与部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军队干部适应起来相对较快。

与此同时，一些与军队有工作联系的部门，也盛产具有从军经历的领导干部，比如民用航空局，这一部门成立后，其业务、党政、干部人事工作等曾直归空军管理。2000年11月，沈阳军区空军副政委李家祥少将，调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工作，后又出任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兼中国民航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