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知事”公众号3月15日文章，原题为：“中央密集选调地方大员进京任职”。全文如下：

今日的国务院任免名单颇有看点：四名地方副部高晓兵、曹卫星、黄润秋、秦博勇同时进京入职。

央地交流由来已久，近期，中央“空降”地方任职的大员不少，比如住建部副部长王宁出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新华社副社长于绍良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央党校校务委员梁言顺出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有中央下派到地方，自然就有从地方调往中央，不少小伙伴们认为这不足为奇。

下派和上调是一个有机循环的过程，很多领导干部本来就是从中央派出去的，家在北京，下去经受了锻炼、丰富了履历，调回北京工作也合乎情理，比如高晓兵，2010年从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调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此次回京出任民政部副部长。她50岁出头，调任山东时年龄也不大，又担任组织部长这样的要职，可见当年是被重点培养的对象。

另外三位经历可完全不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干部，从来没有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过，可谓生于地方、长于地方。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党外代表人士。

曹卫星

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被任命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他是民盟江苏省委主委，从政之前曾任南京农业大学的副校长。

秦博勇

河北省副省长秦博勇被任命为审计署副审计长，她是民建河北省委主委。

黄润秋

稍有特别的是黄润秋，进京前，他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没有政府职务。如今他则出任中央实职副部——环保部副部长。

小伙伴们有所不知，黄润秋可是我国地质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他每年坚持3个月以上的野外工作，历经多次生命威胁：从马背上掉下来，险些摔下数百米深的峡谷；痴情于地质调查，直到数十响开山炮在离他仅十余米的距离爆炸才惊醒。汶川地震后，他曾组织编制灾后恢复重建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赢得了业界广泛赞誉。

近几年，中央一直在加大对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就提出，要合理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非中共党员干部。在大家的印象中，省级政府副职中配备党外领导的情形较多，比如曹卫星、秦博勇就是党外副省长，而中央部门的党外副职则很少为人所知，公开报道也不多，事实上其中也颇有讲究。

一般来说，除政府班子之外，政府部门也可以积极配备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基于党外人士普遍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等特点，通常会在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性强的部门重点配备，上述三位就职的环保部、国土部和审计署正是如此。

与此同时，某一部门的党外人士领导干部离任或出缺后，递补而上的大多也是党外人士，以保持选拔培养的连续性，比如黄润秋此次接替的吴晓青，就是民建中央的副主席。

调查显示，目前党外干部规模不小、人才不少，但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因此要重点加强中高级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选拔这些干部用于何处呢？请大家自觉学习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党外人士到党外代表人士，两字之差，意义大不一样。代表人士绝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往往要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党派中拥有较高声望，同时还要在政府机关有过历练，熟悉、拥护中共的各项制度，在这一成长过程中，显然就少不了组织培养。

这里还要说一个大背景，明年是党派中央的换届节点，培养选拔高层次党外干部更加迫在眉睫。在国家机关配备党外副职，不仅能丰富领导班子的结构，更是为党派中央积攒后备力量，许多党外代表人士的任职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2000年从湖北高院副院长调任最高法副院长，并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10年后晋升副国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1998年从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调任监察部副部长，10年后晋升副国级。

此次进京任职的秦博勇出生于1964年，黄润秋出生于1963年，都是副部级党派领导中的“年轻人”，他们的履新给人以更多期待。

近期进京任职的地方干部确实不少，比如成都市纪委书记邓修明调任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重庆副市长刘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基层经历丰富的他们，显然能为大机关注入一些新的活力，这也充分地说明中央选任干部“五湖四海”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