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属一个集团，几乎同时设厂来开拓东盟等境外市场，一家子公司生意红火，另一家连续3年亏损，去年完成注销。8月8日，广西北海，在兄弟单位人去楼空的厂房旁，攀钢集团北海特种铁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春辉告诉“新南行记”采访组这个真实故事。背后原因他不愿多言，只说后者“市场开拓”得不顺。

把市场机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效益，对接先进生产力并为我所用，目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路径”问题——建好通道只是有了条件。

A 对接先进生产力

科技创新合作咋突破？

　　对策：与先进地区共建“创新飞地”，共同研发，将成果在四川转化应用，收益共享

　　开放，既是打开别人的“门”，也是打开自己的“门”。

　　四川南向开放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对接先进生产力。对接最新科技创新成果，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围绕科技创新合作，香港和四川有很大想象空间。”8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办公大楼，创新及科技局副局长钟伟强告诉采访组，这有助于双方优势互补：香港有全球一流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经验;四川则有可供技术应用的庞大市场。香港重点发展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四川也有相当科研基础。

　　在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曾世生提出类似建议：新加坡完全可以和四川携手推动相关产业的核心科技研发。

　　省内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想法四川也提了多年，但“雷声大雨点小”。以香港为例，两地科创合作目前仍主要停留在青年学子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等相对初期的阶段。为何会如此?缺少符合市场逻辑的突破口，是专家提到最多的一个原因。

　　如何破题?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建议关注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河套地区，那里正热火朝天地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它探索的是香港和内地实现科创合作模式。如果成功，可在内地复制。”有专家把这种模式概括为“港澳研发、内地转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主任许振义解释了这种模式背后的合作逻辑：科技创新并非单靠砸钱就行，还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少有国际“技术壁垒”、成果转化机制健全等。新加坡、香港有这样的环境，但缺乏足够大的应用市场。

　　许振义提出“创新飞地”的概念，“四川完全可以在新加坡共建‘创新飞地’，让企业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创新环境来引进全球顶尖科学家、孵化核心技术或攻关瓶颈，成果在四川转化应用，大家通过协商共享收益。”

　　四川和先进地区开展联合研发，也是一条可行路径。目前广东和香港政府共同支出专项资金对科研机构进行资助。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楠认为，四川可以和香港等地政府合作，围绕双方产业共性需求开展研发合作资助计划。

　　有着先进的港口设施和现代管理体系的新加坡吉宝港。记者何海洋摄

如何吸纳“产业高端”转移？

　　对策：把握先进地区产业“跨梯度转移”机遇，瞄准特定产业生态圈建设等“痛点”率先突破

　　对比先进地区创新环境，不少企业谈到同一个观点——某些方面，成都更有优势。

　　“深圳房价太高了，人才不稳定。成都房价便宜很多，文化多元，环境也舒适，生活质量更高。”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先平介绍，2014年公司就在成都高新区建设了新药研发中心，将作为公司最大的研发机构。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葆春同样提到把部分研发环节从深圳搬到成都，认为成都有电子科大、川大等一批知名高校，能提供“高性价比”的人才。

　　采访组在行走中发现，出于类似考虑，越来越多粤港澳地区的科技型企业考虑将研发板块迁入成都。香港四川总商会秘书长黄冬表示，会内部分知名企业都把研发部门从香港向成都迁移。刘葆春谈到在成都高新区观察到的一个细节：工作日中午，餐厅里天南海北闲聊的白领们，居然都用普通话，“表明全国人才在往这里汇集。”

　　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所副所长曾洪萍把这种现象称作“产业跨梯度转移”——和传统上伴随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升级，某些相对落后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同，如今一些高端产业的高端环节也在从粤港澳等地“溢出”。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认为，这背后有贴近市场和研发成本的双重考虑，“虽然沿海有最好的创新环境，但部分企业宁愿把研发内迁成都，因为这里的创新环境大体能满足要求，而研发成本会大大降低。”多位专家表示，推动产业跨梯度转移，是四川对接先进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

　　采访组同时发现，对于是否把研发转到成都来，不少企业还在犹豫。营商环境、产业链配套是他们担心最多的问题。

　　此外，还有优惠政策差距。“年初和成都某区谈落地，见面时说很认同，但说到优惠政策很久不表态;深圳南山区要留住我们，立马拍板医院单一来源采购我们的配药机器人。”深圳一家高新企业负责人表示。鲁先平透露，为留住企业，粤港澳地区政府动辄给予巨额补贴。

　　对此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江认为，产业链、优惠政策等差距客观存在，也并非短期能全面赶上。四川要做的，是在保持房价、人才供给等特殊优势的同时，抓住科技型企业最关心的几个“痛点”率先突破，如政府办事效率、特定产业的生态圈建设等。

　　袁持平建议，规避产业链成熟度差距，可从产业链较短或对产业链依赖相对较弱，同时成都又有相应产业和研发基础的产业入手，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曾洪萍建议招商部门可主动出击，亮出成都优势。

B 开拓新兴国际市场

“走出去”遇到困难怎么办？

　　对策：企业要做好功课，也需要政府做好相应配套，应强化行业协会和第三方机构作用

　　采访组出发前所做的一项川企问卷调查显示，在有意愿或已南向“走出去”的企业中，超过9成表示遭遇了现实困难和问题，其中物流、融资、信息分列前三位。

　　在北部湾经济区，采访组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德阳一企业将大型水力发电机通过北部湾出口东南亚某地，由于对该国知识产权情况完全不了解，连对方国门还没进去就被诉侵权，官司一打就是3年。

　　成都云天明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青岱亦表示，“走出去”后才知道东南亚不是一个大市场，而是多层次的、市场差异明显的多个“小市场”。以公司主业棋牌网游为例，泰国玩家支付能力(近50%付费玩家)、对游戏品质要求都远远高于邻国，喜好也更偏欧美化。

　　对此盛毅表示，这一方面需要企业自身做好市场研究、谨慎选择“走出去”策略;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也需要做好相应配套服务。而从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中反映出的问题看，相关配套还有不小的进步空间。

　　政府如何做好配套服务?走访中，新加坡福智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黄泽霖谈到了一种思路：政府比企业先一步“走出去”。以新加坡为例，其国际企业发展局依托全球设立的超过20个分支机构，可为新加坡企业无偿提供各种“走出去”服务，包括各国行业市场调研分析、分享当地企业、政府资源，甚至帮助解决各种细节问题等。

　　“在国外出了问题，我们下意识愿意找政府。但在东南亚，找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或许更有办法。”曾洪萍说，当地协会或商会往往有强大的信息和资金统筹能力。而四川类似组织还远不够强大，需要川企加强抱团意识。同样要加强的，还有市场化的第三方机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商务、法律等领域。在她看来，川企已走过依靠廉价货阶段，输出产品和技术多涉及知识产权，“如果没有专业机构帮助，川企‘走出去’就像在裸奔。”她建议政府加大相关扶持和引进力度。

　　围绕四川与粤港澳大湾区、东盟经济区的经济合作，盛毅特别提到已有或将有的一系列“支点”：包括新川创新科技园、东盟产业园等。“对个体企业来说，要用好这些‘支点’目前是有难度的。”他认为当前各方明确了合作机制和平台，但具体怎么落实、做好，还需要各方政府进一步细化。

　　对新加坡、香港这些“超级联系人”，周江认为川企当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它们的“跳板”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接，不少服务并未实现在四川的本地化投用，“想用都不晓得怎么开始。”在他看来这是当前双方可以着手的方向。(“新南行记”采访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