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华人是化解台湾同胞的百年心结、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坚定力量
艾森网消息：中评社香港3月12日电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台籍教授（博导、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华司法研究会理事、哈佛燕京学人）王冠玺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台独”分离主义者的政治心理分析与反思》，作者认为：“曾经被同一个组织体与文明体抛弃的台湾同胞，对于再一次被抛弃或是被殖民，始终心怀惊惧。‘台独’分离主义者的去中化与将中国‘他者化’的行径，乃是具备中国人‘伦人’特色的台湾人，在发生认知失调后的一系列反应。彻底落实对台湾同胞的一体化待遇，将是化解台湾同胞的百年心结、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最佳途径。”文章内容如下：
一、前言
一般而言，要判断出少数想要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人的行为动机并不困难；让我们经常感觉困惑的是，为什么同属于一个组织体，甚至是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群中，就是有一部分人，有时候可能还是某一地区的多数人，即便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一部分人还是更愿意选择分离主义呢？
假设人的选择是理性的，即便是受到许多主客观的限制，在这样看似并不符合理性与逻辑的选择背后，往往就存在着我们所忽视或不愿意正视的一些原因。我们通常会认为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想要化解分离主义的难度，显然会较诸于化解同一个民族之内的矛盾来得更高。因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信仰、法律，与生活习惯等；他们之间的历史记忆不同，不属于同一个文明体，所以更难融合。在同一个民族之内，因为同属于一个文明体，想要化解分离主义，有许多资源可用，应该是容易得多。然而，实际上却未必如此；共同的文明体对于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固然重要，但是更关键的因素乃是对一切生存资源的公平分享与参与。若非如此，中外历史上也不会在同一个民族之内发生这么多战争。
二、“台独”分离主义者的思想源起
我们检视台湾的历史，便能清楚地得知“台独”思想的真正源起为何。1895年，台湾同胞曾经面临被同一个组织体与文明体（大清）抛弃的惨痛经历。《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传到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夜午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是时，风云变色，若无天地，澎湖之水为之不流。”①康有为等人曾在北京亲眼看到“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台湾老百姓当时并不打算束手就擒，而是自组民兵，积极准备抗日。1895年5月29日，日军从台湾北部登陆，正式展开了“乙未战争”；这场战役一直延续了将近半年，日军才勉强接收了台湾；台湾同胞随后的武装抗日行动，则延续了二十年之久。
一百二十年前，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因为不想当亡国奴，选择了英勇抵抗日本的正规军。但是清朝覆亡之后，自国民政府以来，没有谁真正向台湾同胞或是他们的后代，就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事正式道过歉。台湾岛孤悬海外，台湾同胞惊惧再一次被同一个组织体与文明体抛弃的心理始终存在，马关条约所种下的心结并没有被打开。台湾同胞在苦等了半个世纪之后，好不容易盼来了光复，对于同属于一个文明体的新执政者（中国国民党），本来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国府，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在客观的局势下，选择了或许是当时最合适、却并不为被治理者（台湾同胞）所欢迎的统治方式，这使得台湾同胞延续了被殖民的感受。在历经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伤害之后，有一部分台湾同胞开始认为，既然连同为汉人的统治者（来自大陆的中国国民党），都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我们，那我们不如就离开他们，自立门户吧；正是这样的想法不断滋长，最终促成了分离主义思想（“台独”）在台湾的出现。
三、“台独”分离主义者的内心世界探索
（一）中国“伦人”系统内的主体与成员的置换
对于那些主张“台独”的分离主义者而言，主张台湾“独立”首先要过的一关，并不是外力的限制，而是自我内心思想冲突的整合与一致化。因为台湾同胞从各方面来看，都是特别标凖的河洛人（中原人迁至闽南），有着鲜明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一向是重视文明体方面的影响更甚于组织体方面的作用，当台湾同胞的文明体仍属于（中国）大陆时，想要在组织体上脱离（中国）大陆，他们内心所困扰的并不是组织体上的割裂，而是疑惑一旦在组织体上与大陆脱离，台湾同胞归属的文明体所必须附丽的地理范围，是否就会因为发生变化而影响到台湾同胞（中国人）的文明体的纯正、完整，与延续？因为不管在组织体上台湾同胞曾经隶属于大清、日本，或是“中华民国”，这些人更关切的是，千百年来的中国人的“伦人”特性不能变，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不能变；因为他们生命存续的很大一部分意义，正是通过“伦人”的特性来展示与延续的。从这个视角来看，尤其能清楚地看出，部分民进党政客们在台湾强行推动“去中国化”运动的不良用心，以及部分台湾同胞为了争取生存资源运用的自主性所愿意付出的代价。
由于支持“台独”的分离主义者，他们也是中国人，但是却因为感觉来自大陆的外省人与现在的大陆人，侵犯或威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资源，所以不愿意再把他们这些人当成是自己人。由于在中国的“伦人”体系下，对待自己人所必须适用的相处规矩与对待陌生人或敌人所需要适用的规矩不同。既然他们不可能让这些他们认为侵犯了他们基本生存资源的“中国人”放弃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台独”分离主义者就只好想办法抹去自己的中国人印记。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化自己以对待陌生人、甚至是敌人的方式去对待这些“中国人”是没有问题的。换言之，在中国人特性的表现上，“台独”分离主义者为了降低其内心对于规矩的选择适用发生的困境，不得不改变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认知。
（二）认知失调所产生的矛盾心理
通过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部分台湾同胞倾向分离主义时，其内心深陷矛盾与寻找出路的思想变化轨迹。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57年，在《认知失调论》一书中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其基本要义为，当个体面对新情境，必须表示自身的态度时，个体在心理上将出现新认知（新的理解）与旧认知（旧的信念）相互冲突的状况，为了消除此种因为不一致而带来紧张的不适感，个体在心理上倾向于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自我调适，其一为否认新认知；另一为寻求更多新认知的资讯，提升新认知的可信度，借以彻底取代旧认知，从而获得心理平衡。②于此所谓的“认知”，指的是任何一种知识的形式，包含看法、情绪、信仰，以及行为等。③
我们通过石之瑜的研究可以瞭解到，海德（Heider，1958）认为，人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事物的好恶，与实际行为之间，有必须维持一致的驱力。人们对于认知上的不协调会感到焦虑，这使得带有好恶情感的某种态度可以对知觉产生影响。人们都喜欢别人与自己的意见相同，而维持一致和被人同意这两种认知需要，都是态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态度因素促成了社会相关理论（social judgement theory）。根据此一理论，态度就像是一个船锚，所有对其他人、事的观察，都是依照和主角的态度的相关位置和距离而形成的。在知觉的过程中，态度是不变的常数，凡是和自己态度接近的，知觉上就会被吸得更近；和态度相异的，知觉上会被推得更远。换言之，就是夸大与自己人的同质性，以及与旁人的异质性。当某人对一件事情非常重视的时候，吸引与推远的效果均会增强。④
举例而言，在政治选举过程中，当态度强烈时，候选人会故意提供一些经过选择后的信息给某人，往往就可以扭转某人的知觉过程，此为信号理论（political cue theory）（Conover & Feldman，1989）的重点。有些情感反应是信号本身所引起的。因此，改变某人对特定候选人的态度是完全可能的。社会距离理论（social distance theory）（Krosnick，1990）就指出，当某人对某一个候选人产生强烈好恶时，即使两位候选人的立场相近，在某人的知觉中，一定会看到自己偏好的候选人的立场距离自己近得多，而且会夸大两个候选人之间的差距。⑤
利用认知失调理论，可以清晰地说明分离主义者的政治心理。我们试以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教育政策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时期的教育政策为例；曾经担任过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日语翻译，在台湾出生，日本神户长大，战后以华侨的身份回归祖国的林丽韫回忆表示，他的父亲十分关心教育，对于日本殖民地台湾的不平等环境，充满了不信任与不满。以当时的中学教育为例：一中、一女是日本人读的学校，二中、二女才是台湾同胞子弟学习极为优异者可以就读的学校⑥。我们再以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为例，1927年创校，台北帝大每年预定招收学生40名，分别为农学科20人、农艺化学10人、化学科5人、生物学科5人。1931年第一届毕业生出炉，其中理学士6人、农学士26人。农学士中仅有3位台湾同胞。从1931年至1946年止，理农学部共举行十七届毕业典礼，毕业生509人，台湾学生仅有38位⑦。
1919年，第一代文官台湾总督田健次郎呼吁要“一视同仁”，并且在1922年颁布了新教育令。因此基础教育在台湾确实得以逐渐普及。但是日本人的内心，真的是希望做到“一视同仁”吗？我们检视一下有关高等教育的数据即知，日本战败时，台湾的人口比例是台湾同胞600万人对日本的32万人，即使是因为战局不利，由于“学徒出阵”（学生被征召入伍参战），使得日本人学生的比例减少，但是在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的文政学部中，日本学生对台湾学生的比例仍然是30比2；“学徒出阵”之前的1943年，日本学生对台湾学生的比例则是164比3。除了医学部因为日本发动战争与台湾社会日常需要，基本能够达到一比一的比例外，其他学部的日台学生比例，都极为悬殊。日本人在台湾的教育政策，其真正目的在于“足堪驱使”以扩大与深化日本的殖民利益⑧。所以台湾总督府强调的“一视同仁，内台共学”，确实就只是个口号。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除了戒严时期，党政军的高级领导阶层偏重任用外省人之外，多数的台湾同胞不管是在教育、经济，与各行各业方面，均有着与外省人并无二致的公平竞争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彻底消灭了类似农奴的租佃制度，让台湾农民以非常低的代价获取了农地的永久所有权。若以“德政”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相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绝对是瞠乎其后。但奇怪的是，有不少台湾同胞宁愿牢记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却不愿意公开承认中国国民党的政绩。个中原因，除了民进党政客们的故意操弄奏效以外，主要还是因为对自己人（中国国民党、大陆汉人）的期待不同，所以一旦受到自己人的伤害，内心的创伤感会放大，而且在没有真正完成和解仪式，化解心结，并且解除不安全感之前，将难以原谅自己人。因为基于中国人的“伦人”特性，这种反应可以把对自己有伤害威胁的“自己人”暂时区隔开来，并且合理化自己以差别待遇（不同规矩）与之相处的正当性。
换言之，台湾当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台湾同胞缺乏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在同一族群之内对自己人（中国国民党、大陆汉人）统治的不满反应。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操弄这样的分离意识，对民进党政客有非常大的政治利益，这也是这种心理能够在台湾一直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认知失调的方式有两种，最简单的方式是逻辑上的不一致。如果说所有的马都是黑的，那么见到某匹马是白色的，则个体的认识就会产生不一致，失调就会随之产生。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或者同一个体的两种行为不一致最容易导致失调，一个人在态度上可能反对吸烟，那么“我反对吸烟”和“我吸烟”就是两种矛盾的认知，个体就必然产生认知失调。这种范例同样可以应用于两种不一致的行为⑨。在论及失调对行为的影响时，利昂·费斯汀格做了两个假定：⑴当失调存在时，由于个体心理上会产生痛苦，所以个体会试图减少失调，达到认知和谐，以减少心理上的不舒适体验。⑵当失调存在时，除了努力减少失调外，个体还会积极地避开可能导致增加失调的情景和信息。减少失调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完成：⑴改变自己对行为的认知（寻找合理化的解释理由）；⑵改变自己的行为；⑶改变自己对行为结果的认识（改变态度）⑩。
根据利昂·费斯汀格的理论，他们除了会刻意回避承认他们就是中国人的一切证据，以免加剧自己的认知失调情况外，他们还可能会有以下三种选择：⑴他们告诉自己，他们所排斥并不是同一个族群的人（不是自己人），所以心理就不再会有负担；⑵不再排斥他们（中国人），那么以后心理就不会有负担。⑶虽然排斥他们（中国人），但现实上并未造成排斥结果，所以心理不必有负担。
由于“台独”分离主义者内心深处的不安感从未消除，反而被政治野心家们不断强化。在愤怒与讨厌的情境下，他们通常会选择第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内心认知失调的问题。简言之，“台独”分离主义者必须把“中国人”他者化，否则他们就会一直陷在认知失调的困境中。
（三）小结
著名的台湾资深企业家许文龙，就日本在台湾殖民后期，在台湾推广基础教育一事，曾经表示：“的确，日本人是为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做给全世界人看，才会为了台湾的统治煞费苦心，也完成许多卓越的工作，但这同时对台湾同胞而言，也是非常幸运的。”⑪许文龙的这句话，分析起来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其内心深处的意思应当是，日本人是外来侵略者，欺凌与压榨台湾同胞，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日本人自己的利益，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但是没想到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居然也愿意认真推动台湾人的基础教育，对于居于受压迫地位的台湾人而言，这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事。反过来对国民党的指责，则建构在“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为什么国民党却长期对外省人与本省人采取差别待遇？由此可见，国民党根本就没有真正把本省人当成是一家人来看。你对我好，是应该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分离主义思想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你先不把我当自己人看，我为了解决我认知失调所带来的思想冲突痛苦与现实生存资源利益的考量，只好也不把你当成自己人来看。
质言之，一旦我们深刻瞭解“台独”分离主义者的心结，只要当局能够出台正确的对台政策，精凖地落实，台湾同胞的这个心结并非不能化解，而且也不会耗去太多时间。关键点不过就是“共享”二字；至于制度的差异，虽非不重要，但是在中国大陆已经大幅改善民生生活的基础上，当涉及统独议题时，这并不是台湾同胞内心深处最关切的第一要义的问题。
四、陷在历史夹缝中的台湾外省人
在我们考虑要如何化解分离主义的问题时，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台独”分离主义者由于不断强调台湾的本土价值，刻意区隔或妖魔化与大陆有关的多数人、事、物，在仇恨与猎巫的需求下，必然造成了台湾岛内族群的撕裂。因为1949年迁至台湾的外省人，有着与台湾本省人迥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沈筱绮表示，外省人之所以不接受台湾民族主义，有几个原因：⑴省籍背后所代表的对“故乡”的情感；⑵基于外省人对于个人价值与尊严的追求；⑶台湾民族主义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对外省人的排斥与不尊重；⑷台湾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台湾共和国”对“中华民国”所蕴含的历史记忆的否定。
多数外省人第一代，都有“历史或国家亏欠他们”的遗憾与悲伤。对“中华民国”的信仰至少能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为了“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与繁荣，才成为不孝的子女、不负责任的丈夫、失职的父亲，甚至是失学的文盲、无妻无后、孑然一身的老人。他们的人生价值与意义正是建立在“中华民国”之上的。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不仅否定“中华民国”的价值；而且外省人内心认为对国家民族的牺牲奉献，也被“台独”积极分子认为是“独裁者”的帮凶。
的确，极少数“外省权贵”曾经借由威权体制，压迫了台湾本省人的语言与文化，但是绝大多数的外省人并不是压迫阶级的成员，但是却被迫共同承担历史责任。“台独”追求终结“外来政权”的本土价值，也一并抹杀了依附于“中华民国”而存在的价值与尊严⑫，这使得在台湾的外省人感到异常的愤怒与不满。
来自大陆的外省人的感情与“台独”思想一样，代际相传到了下一代，所以台湾的外省人第一代虽然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但是外省人第二代仍然是坚定的统派正蓝论述的支持族群。然而，由于长期的时空阻隔与变迁，再加上反中浪潮的影响，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个例外也包括台湾本省人在内。事实上，台湾本省人中颇不乏抱持中国情怀者），台湾鲜有富含饱满大陆元素的外省人第三代，所谓的“外省人”，总体而言，仅止于外省人第二代。
五、代结论：通过一体化待遇完成统一大业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处理好民族与统一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强化同一个文明体基础上，解决生存资源分配与参与不公平的现象。如果“分配不公”与“参与机会不公”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即便统一，也定然是后患无穷；中国国民党现在的境遇，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两岸一家亲”的核心思想，就是要真正把台湾同胞当成“自己人”看待。我们一方面要用好现有的政治制度与力量，把过渡期间与过渡后将要面对的社会冲击，尽可能的提前化解掉；另一方面，则应该怀有广阔包容的胸怀，理解部分台湾同胞所处的认知失调困境，用爱心与耐心去化解历史所造成的悲剧。
抗战胜利后，任职浙江大学的罗宗洛先生受国府“教育部”之命到台湾来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当时台大的师生力主要将日籍教师全数遣送回日本，台大不应当再聘用日籍教授⑬。罗宗洛先生力排众议，抵抗来自校内外的舆论与压力，坚持将优秀的日籍教师全数留聘。罗宗洛校长表示，“大学之目的在于真理之探求，为人群谋福利。世界各国大学之制度，容有不同，然其理想则一，故有学术无国界之说。台北（帝国）大学⋯不可以台湾之大学自居，局促于小范围之内。台北（帝国）大学虽以台北得名，然非台湾之大学，乃中国之国立大学，吾人必须努力，使成为世界之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之使命，不仅在于开发台湾之产业，应为中国研究学术之中心⋯优秀学者不问其国籍省籍，出身何地，应尽量招聘，予以种种便利，使安心研究讲学”⑭、“我们切望日本的先生们尽可能地留在本校，将日本人在研究时所表现的战斗精神给中国的学生们看⋯⋯”⑮
其后来自北京大学，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在任期间强调“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⑯。诚所谓，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罗宗洛校长、傅斯年校长，坚持人格独立、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为台湾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深远的基础。他们散发出的教育家气度与非凡见识，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与气质。
中国正处于关键的历史时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岸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先人们的风范，实在值得我们反省、深思、敬仰、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