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西九龙裁判法院法官陈仲衡终于宣判，非法“占中”发起人和启动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各入狱16个月。但是，朱耀明获准缓刑2年；参与占领行动的骨干分子邵家臻、黄浩铭、锺耀华、李永达各被判入狱8个月，但是，锺耀华、李永达准缓刑2年；另一名被定罪的占领行动骨干张秀贤，被判社会服务令200小时；陈淑庄以脑部需要动手术为由，法官将其判刑押后至6月10日。

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5日持续了79天的非法占领行动，过了4年4个月零9天后，终于基本完成司法程序。说“基本”，是因为有关判决还会进入上诉程序，以及陈淑庄的判刑还未完成。

耐人寻味的是前一天，4月23日，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锺庭耀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夏伟立（William Hayward）召开记者会宣布，自1991年成立、有28年历史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将于今年6月解散，原有架构将完全脱离港大，成为独立新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由锺庭耀继续领导。

4月24日区域法院将对“占中”罪犯判刑，是预先已安排好的，锺庭耀和夏伟立都不可能不知。他们选择在“占中”罪犯被判刑前一天向香港社会宣布一个多月后才生效的决定，不会是无心的安排。

即便这样的安排是巧合，但是，两件事紧接着发生给了人们一个相关联的印象─香港政治斗争的一个时期结束了。

新民调机构意欲何为？

锺庭耀带领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是为“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服务的。非法占领行动则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炮制的一次“颜色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不改变其性质。锺庭耀领导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在非法“占中”准备和实施时一直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二者活动之密切关联，能够解释二者几乎同时完结之密切关联。

从1984年7月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以来，一直到2015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立法会反对派议员否决特区第四届政府关于普选行政长官决议案。31年间，香港政治斗争的主题，是伦敦和华盛顿培植、指挥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企图移植西方民主政制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向北京夺取香港管治权。这是香港政治斗争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因为香港本地的“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愚蠢地扼杀了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机会，而定下胜负。然而，唯有特区司法机关对非法“占中”基本完成法律审判，才能最终画上句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靠“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吃饭的民调机构自然也就走下坡。

香港政治斗争第一个时期结束，第二个时期开始。准确地说，以今年2月底3月初各股势力开始反对特区现届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为标志，香港政治斗争的第二个时期揭开了序幕。其时，距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等9人被定罪经过一个多月。历史时期或阶段的转变，往往如此，不可能截然区别或分隔。

香港政治斗争第二个时期的主题是什么？是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香港政治斗争的第一个时期，跨越1997年6月30日。在1997年7月1日前中英双方基本维持平稳过渡；1997年7月1日以来中央全力维护香港稳定繁荣，“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在发动非法“占中”前，基本以和平方式在政制发展的框架内争夺特区管治权。所以，直至非法“占中”发生，香港的经济转型尽管蹉跎，民生改善尽管乏善可陈，但是，香港仍保持稳定繁荣。79天的占领行动给香港稳定繁荣以严重威胁，但由于香港绝大多数居民遵守法律，特区政府和主要商业金融机构运作正常，占领行动被和平结束后，香港社会迅速恢复稳定经济保持增长。

爱国爱港阵营必须团结

香港政治斗争第二个时期就不同了。美国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围绕着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美国官方在华盛顿吹集结号和冲锋号，香港美国商会向特区政府发难，反对派头面人物跑到华盛顿扛旗子吹哨。反对派各政治团体在香港鼓噪。商界一些人及其政治代表破天荒地与反对派几乎同声同气。

商界一些人对修订《逃犯条例》有疑虑不难理解，其政治代表向特区政府反映也不难理解。问题是，一贯以爱国爱港为标榜，这一回怎么就难以转弯？

因为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视中国为美国主要对手，全面遏制中国。

《基本法》第六十七条允许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议员为非中国籍或持有外国居留权，特区相关法律把这部分议员归入功能界别。在现届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员中不乏持外国籍或外国居留权者。

香港政治斗争的第一个时期，这部分议员作为功能界别代表，在政制发展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例外情形是2003年7月《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工作关键时刻，有人反戈一击。

作者：杨 坚 资深评论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