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阵”昨日举行的反修例游行，声称人数多达十三万，创了二○一四年“占中”以来最多的纪录。但警方则表示，游行人数高峰时只有二万三，仅及主办者的六分之一。到底游行人数有多少？以反对派“造假”的劣迹而言，以及现场的实际情况来看，显而易见的是，这不过是又一场的“造假比赛”。对于陷入低潮的反对派来说，太需要用“造假”的超高游行人数去激励支持者了。然而，这种严重脱离事实的做法，不过是让反对派的丑行曝光于众，不仅不可能“代表民意”，更是与民敌为敌的恶行。《逃犯条例》得到大多数市民的支持，反对派“造”更多的“假”，也是改变不了的。

此次游行，有两个观察点。一是游行人数，二是游行人物。

游行人数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代表着反对派势力的升降。昨日的游行，被反对派称之为“占中”以来最多，但多也就是多了数千人而已，根本无法代表整体民意。相较于这多出来的数千人，反对派“造假”的夸张程度，则更令人侧目。

自二○○三年以来，反对派屡屡夸大游行人数。主办单位“民阵”、警方，以及学者的数据都有差异，其中警方与学者的数据较接近，但“民阵”公布的人数往往远高于警方与学者。二○○三年的七一游行主办单位声称五十万人参与，而当年警方公布的游行人数为三十五万；二○○四年民阵声称五十三万人游行，但警方的数据为二十万，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以及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锺庭耀的统计结果，则分别为十六点五万和十九点四万。二○一三年七一游行的人数，民阵的统计更是远远“抛离”其他统计，高达四十三万，但警方的数字仅六万六千，叶兆辉的数据约为十万人，港大民意调查计划为八万八千至九万八千人。这些数字已意味着民阵公信力的破产。

反对派不会不知道造假的后果，但他们太需要一场大规模游行来提振民意了。一来目前处于“占中”以来的低潮，二来“占中”判决严重打击了支持者的士气，三来反修例一直炒作不起。三者相加，如果有十万以上的游行，他们认为可以令己方阵营获得新的能量，反被动为主动。此次游行，人数是警方的六倍，已可用疯狂来形容。

至于游行人数，当中除了“占中”被判罪成的朱耀明、陈淑庄、李永达，以及《苹果日报》的黎智英外，还有一批“港独”势力。包括杨逸朗、陈家驹、郑兆基等人沿途叫嚣“港独”口号，又挥动“港独”旗帜和标语，再加上为数众多的“黄伞”，事实说明，这场游行绝不简单，不只是反对修例，而可能是新一场乱局的开始。外国势力正在密锣紧鼓地策划新的反政府行动，这值得全体港人高度警惕。

事实上，多个民调显示，大多数市民支持修例。香港研究协会的调查，四成五受访者“赞成”政府修例，比例高于“不赞成”的三成五，反映多数市民支持修订逃犯条例，这是主流民意所向。

《逃犯条例》的修订，绝非反对派所抹黑的如此“死怖”，对港人的保障已经十分周全。例如，现行条例之下的人权和程序保障，包括政治罪行不移交、要符合双重犯罪原则、死刑不移交、不能再移交至第三方、一罪不能两审、可就拘押令申请人身保护、有上诉及司法覆核的权利等，在个案方式移交安排下会全部保留。当局对每个个案都会作全面详细的考虑。所有移交的要求会受到行政机关及法庭双重把关。若任何个案不达至法定要求，当局不会移交。

第一，任何这些内地或是其他地方提出引渡要求的时候，政府处理这些申请都是非常严谨，在过程里面有行政机关的把关，亦都有法院的把关。保安局局长亦说得很清楚，有几类案件我们绝对不会处理，如果与政治有关、判极刑、死刑等我们不会处理。第二，有所谓“双重犯罪”的情况才处理，否则不能处理。这一连串的保障，加上司法的保障，也有司法覆核，亦可申请人身保护令，以及有上诉机制至终审法院，有很清晰的机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昨日回应游行时指出：“大家真的要放心，不要纯粹因为某些想法以为修订法例会带来一连串的问题。我们跟随国际标准，而现行法例赋予所有的保障仍然会保存。”这已经反驳了反对派的谬论。

台湾杀人案清楚反映严重罪案随时随地发生，只是谁会是不幸的受害人。因此，香港完全有必要尽快填补现时制度上的缺陷，而通过《条例草案》后政府便有法律依据，与台湾尽快落实处理相关的刑事司法协助及送交疑犯要求。

反对派夸大游行人数，制造不了真实的民意，反而是在自暴其丑。当然，对于建制派来说，仍不可掉以轻心，应当团结一致，让法例如期顺利通过。

作者：许子峯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