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案昨日判刑，9名裁定串谋作出公众妨扰或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罪成的被告中，包括现届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和邵家臻，前者以脑部出现有生命威胁的问题，将于两周内进行手术为由，申请押后判刑，获法官接纳押后至6月10日判刑；而邵家臻则两项控罪各判囚8个月，同期执行。不过，陈淑庄就算可押后宣判，不代表可以逃避刑责，根据其案中的所为，相信刑期与邵家臻相若，即是说两人都被判超过3个月的刑期，这样立法会便应该启动处理两人议席的程序。

反对派以双重标准护短

本来，处理两人违法入狱的问题，最适合的做法是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九（六）条，即：立法会议员如因犯有刑事罪行而被判处监禁一个月以上，并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解除其职务，立法会主席便会宣告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这个条文本身就是为了惩处违法入狱的议员，此举既是避免因议员入狱而影响立法会运作，也是为了维护立法会的声誉。

记得在1998年，时任立法会议员詹培忠被裁定串谋伪造文件罪成，判监禁3年。当时立法会也曾就其谴责议案进行辩论，时任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元老吴霭仪当年也有“慷慨发言”，并力主从严处理。她在发言中表示，如有议员干犯刑事罪行，被判处监禁一个月以上，便应动议议案以褫夺其议员资格，藉此维护立法会的诚信，并确保立法会的运作不受任何影响。

如果按照吴霭仪当年的逻辑和标准，陈淑庄、邵家臻既然被判一个月以上，立法会都应该动议褫夺其议员资格，就如当年处理詹培忠案时的做法一样。然而，反对派在政治议题上从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双重标准。当年处理詹培忠案力主从严，因为是“非我族类”；但现在涉及反对派人士，标准随即改变，再不理会立法会声誉，而是要盲撑到底，反对派已扬言会反对褫夺议案，即是说尽管建制派提出褫夺议席议案，亦很大机会不获通过。当然，建制派应该照样提出议案，显示立法会对议员操守的重视，但如无意外有关议案必定会被否决。

谴责议案很大机会不获通过，是否意味两人议席稳坐钓鱼船呢？也不尽然。《基本法》第七十九条亦列明：未得到立法会主席的同意，连续三个月不出席会议而无合理解释者，主席亦可宣告其丧失议员资格。但反对派随即引用了当年刘皇发因病请假的先例，表示只要两人向立法会主席请假，便不属于无理缺席，说：“无理由有病可以请假，为‘公民抗命’入狱就唔可以啫。”云云。

必须指出的是，《基本法》或《立法会条例》都没有清晰界定何谓“合理解释”，亦无列明议员可告假的时限、主席酌情权有多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执行有关条文，权在立法会主席，是否同意或接纳议员请假，在于主席的判断，当中并没有任何上诉、反对的机制。即是说，只要立法会主席拒绝接受两人请假，两人在三个月后便会失去议席。

拒接纳请假情理法兼备

从道理法理情理上讲，立法会主席也应该拒绝两人请假申请，原因有三：

一是根据以往案例，“合理解释”主要适用于请病假，例如近年立法会主席曾两次因“合理解释”而批准议员请假，一是刘皇发因病请假，二是张国柱因确诊患上胃黏膜淋巴瘤，向立法会主席请假两个月以接受治疗和休息。这两个先例都是与患病有关，说明因病而未能出席会议是一个立法会主席会接受的“合理解释”，这也符合道理和人情。

但现在两人却非因生病而请假，立法会过往亦没有因为其他原因而批准议员请长假，所以两人并不具有请假的合理解释。

二是两人未能出席立法会会议，是因为犯法入狱，这不但是咎由自取，更已严重损害立法会的声誉。本来应该通过谴责议案处理，但由于反对派的阻挠或未能通过，这不代表两人的行为不应受到惩处和追究。立法会如果接纳其请假，某程度等如纵容其损害议会声誉的行为。

三是在入狱期间，两人将不可能履行议员的职责，未能参与议会工作，也不能参与表决，已经构成失职，不但浪费纳税人公帑，更影响议会运作长达8个月，从议会的运作上讲，主席都没有理由接纳其请假申请，理应在两人缺席三个月会议后直接宣布两人失去议席而进行补选。

作者：方靖之 资深评论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