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达在“占中”案判决前，接受了专访，内容刊于3月31日《明报》副刊“星期日生活”。其中，李永达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民主派中也缺乏一个领袖将所有派系联合起来。我们现在连一个大型的沟通平台也没有，那时很难谈将来的事。我们整个民主派的领袖们，根本不能跟市民说我们将来有什么计划，去让市民再次积极的参与政治、支持我们，至少我听不到。”这番话，大体描述了反对派现状，可以概括为“三没有”─没有领袖、没有平台、没有行动计划。

这同香港政治矛盾焦点转移相关。

近20年来，香港政治矛盾的焦点几经转移。从2003年“七一游行”到2015年6月关于行政长官普选议案被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否决，香港政治矛盾的焦点在政制发展─反对派欲移植西方政制、变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我们坚持探索具“一国两制”特征的民主政制。从2015年6月到2017年底，香港政治矛盾的焦点转向“港独”与遏制“港独”。

在第一个阶段，反对派打着争取早日“真普选”旗号，形成民主党和公民党两个主要政治团体领袖轮流“坐庄”的领导格局，“民阵”是发动每年七一、元旦游行的平台，逼中央和特区政府越早推行“真普选”越好，这是他们的共同纲领。但是，他们否决了普选行政长官议案，也就导致领导体系瓦解、平台弱化和政治纲领不知所云。

反对派被“港独”分子挟持

到了第二阶段，反对派主流亦即“民主派”被边缘化，冒起于“占中”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抬头，但是，从政治斗争角度看，“港独”分子必定是极少数，不可能产生反对派的共主，也不可能提供反对派以大平台，“港独”从一开始就是死路，不可能形成具社会效应的行动计划。不能低估“港独”，是因为“港独”的思想基础在香港有市场，同情“港独”者不少。“民主派”公开表明不支持“港独”却被“港独”分子挟持，既反映“民主派”途穷，也反映“港独”思想基础不可低估。

从2018年初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以来，香港政治矛盾焦点转向美国打“香港牌”与爱国爱港阵营坚决粉碎美国打“香港牌”。美方会把香港的反对派─“民主派”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都召集到其麾下，会把香港政制发展议题和“港独”主张充分利用起来；但是，美方之前在幕后，而今走到前台，之前利用“真普选”和“港独”制约中国，而今把这两个政治话语和相关政治行动，当作其全面遏制中国的局部策略。

于是，反对派似乎有了走出“三没有”的机会，这就是陈方安生、郭荣铿和莫乃光不久前访问美国，甘心替美方扛起反华旗帜。

李永达在上述专访中没有指出这一点，与民主党没有人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与陈方安生、郭荣铿、莫乃光一同访问美国，这两点有无关联，仍需观察。但是，放在反对派面前的出路，除了改变“拒中抗共”立场、回到《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唯有公开替美方做过河卒。

李永达的“拒中抗共”立场是顽固的，民主党整体上“拒中抗共”立场是顽固的。于是，加入陈方安生等人行列，替美方扛反华旗帜，是他们的必定选择。至今说不说、做未做，无关宏旨。

为美扛反华旗引火自焚

然而，为虎作伥历来没有好下场。即使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虎，为其效命既不光彩也不可能获益。

第一，美方是在香港与中国斗，置香港危如累卵。美方的代价是其在香港的利益，但是，替美方火中取栗的反对派的代价是其在香港的存在。

第二，在香港替美方扛反华旗，对美方来说有用。但是，失败了跑到美国去，对美方来说是累赘。

第三，香港一些人以世界公民自居，似乎不屑做中国人。但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到一定地步，替美方扛反华旗是不容于中国人民的。以往，陈方安生等人应美方邀请访问美国，还披一张争取民主的画皮。这一回以及今后，替美方挥舞打压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棍子，就是“洋奴”和“汉奸”。

中美两国正进入贸易及相关问题谈判的最后关头。美方企图中国接受一个向世人表明中国向美国称臣的协议，这是不可能的。美方只有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方可能达成一个比较全面的协议。中美关系的本质是重塑21世纪全球格局。正是基于这一点，格外计较反对派的立场和态度。

反对派是否全面替美方扛反华旗，决定今年11月第六届区议会格局。与李永达一起接受“占中”案判决的戴耀廷，企图替反对派做协调工作。面对区议会452个直选议席，戴耀廷称，其“风云计划”已成功培训30多人开展地区工作，“民主动力”将有300人参选，但是，仍有100多个选区未有反对派参选人，他呼吁各专业团体、如青年律师参选，争取反对派获一半区议会议席。

打反华牌能为反对派开出前路吗？我的判断是不可能。香港大多数居民安居乐业，不会允许反对派为虎作伥。

作者：周八骏 资深评论员、博士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