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报道，中央政府希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本届任期内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义务，以此作为“林郑争取连任的试炼”。在北京参加“两会”的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表示，从没听过23条立法有“硬要求”、“硬指标”和时间表。反对派则表示，“担心下任特首候选人会以推23条立法为投名状，谋取个人政治利益”云云。

众所周知，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但香港社会长期找不到所谓“立法的合适时机”，中央政府也长期容忍了香港的这个“国家安全空缺”。如果说在以前，这种安全空缺尚可容忍的话，那么最近几年的四个新状况已经让这种漏洞无法再拖下去。

应对“港独”崛起配合修宪

第一，“港独”泛滥。2014年之前，“港独”声音虽然存在，但远远没有到威胁社会稳定的程度。这时，反对派“争取民主、捍卫法治”，虽然在社会上有各种不同意见，但都没有触及“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的底线，反对派的争议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立法的迫切性还没有突显。

在2014年非法“占中”后，形形色色的“港独”和“自决”团体纷纷浮上水面。这些团体，不但鼓吹“港独”，还利用部分市民对两地经济融合的不满，而煽动民粹右翼主义，想合理化“港独”。不少原先只是“争取民主”的反对派，则以“捍卫言论自由”的理由为“港独”分子的言论、宣传、组织、活动保驾护航。无论DQ“港独”议员还是取缔“港独”组织事件，不少反对派都站在维护“港独派”的一方。

虽然“港独”绝不可能，但正如恐怖分子不能颠覆政府，却能制造社会动荡一样，“港独”对香港社会的危害不言而喻，这绝对不是反对派所谓“既然‘港独’不可能，危害性就不大，也就不必大力打击”的情况。正是因为“港独”越来越威胁国家安全，23条立法也就有迫切性。

第二，国家修宪。去年“两会”，中央修改宪法。香港的宪政基础是《基本法》，《基本法》的宪政基础以及权利来源都是国家宪法，那种认为香港只讲《基本法》不讲宪法的理论是错误的。香港政府“基本法与你息息相关”的网页上，原先只有《基本法》全文，现在已经把宪法全文也加上去，这是值得称许的。

正因为宪法对香港的重要性，修宪之后，香港也不可避免地，应在法律上作出调整和完善。在这一点上，香港和内地没有本质分别。分别只是在于，这种调整也应该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和程序。

对香港特别重要的是，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后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在宪法正文中第一次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一向在中国有领导地位，但此前只在宪法前言中涉及。“前言”是否有法律效力？这在法学界一直有争议。于是在宪政上“中国共产党”是否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不乏含糊的地方。这次在正文上的修改，彻底澄清了相关疑问。

这样，香港法律当然也必须与此相适应。比如在修宪之前，主张“共产党下台”、“结束一党专政”等一般不被视为“叛国”或“颠覆中央人民政府”。那么修宪之后，要求共产党下台就有违宪之嫌，也很可能被视为涉嫌“叛国”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两项行为。因此，23条的七项罪名都有必要加以澄清，以符合宪法，而处理这件事的最好方法，就是23条立法。

笔者认为，虽然立法可能缩小了公民权利的边界，但在目前边界必须缩小的情况下，明确边界显然更有利整个香港社会的稳定以及保障国家安全。

不能只吃红利不顾国安

第三，刚刚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凸显了23条立法的必要性。大湾区规划划时代地加速整合香港与珠三角。在大湾区发展下，香港的地位得到保障和提高。香港不能一方面吃“大湾区红利”，一方面又对国家安全继续置之不理。

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开通，也随着各种便利措施的陆续推行，香港和内地的人员往来必然更加频繁，港人在内地生活和内地人在香港生活都越来越普遍，省港澳三地必然更深层次地整合在一起，三地边界控制也不可避免地要朝更方便人员流动的方向发展。这对国家安全保障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国两制”保证了三地的法律有所区别，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人理应享有比内地更高程度的自由。但这个区别不能没有上限，如果23条不立法，香港继续在国安方面缺位，那么这么大规模和频繁的人员来往，必然带来严重的国安问题。

第四，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五独合流”的压力空前严峻。香港是国家的特区，不能沦为各种“独势力”的活动场所。

综上所述，香港、大湾区、内地和国际形势在近年的变化，为23条立法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中央关切23条立法是非常正常的。即便中央没有给压力，香港特区也应该更主动、尽快启动谘询和立法程序，23条立法不能再拖。

作者：闻昱行 资深评论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