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传出消息，以参议员卢比奥及众议员史密斯为首的美国国会12名议员，联名向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写信，提名“双学”三人与“雨伞运动”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信中“赞扬三人发起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以和平手段争取政治改革和香港自决，以及捍卫香港受《中英联合声明》保障的自由和高度自治，应该得到和平奖的肯定”云云。

卢比奥此举并非无迹可循。美国议员“关心”香港“民主发展”不是新鲜事，李柱铭以前就经常到美国国会“作证”。去年他把黄之锋带上，大有捧其为接班人之意。这样，新晋参议员卢比奥等人才结识黄之锋，一直为他们发声。

　　“香港政策法”可能生变

美国国会插手香港事务引用的是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规定美国政府将继续把香港视作一个在政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把香港与中国政府区别对待。香港一些人总体上是欢迎美国的这种看法的。但李柱铭等人参加的国会听政，宗旨就是判断中国是否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以作为美国考虑应否继续承认香港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地区”的依据，中国一直反对。

虽然在法律的意义上，《美国─香港政策法》确实只是“美国的法律”，美国确实有权修改。但实际上，美国通过威胁调整双边关系，达到干预他国政治的目的。这是美国通过国内法“长臂”地干预他国内政的实例。

这种长臂威胁的主要限制有两点。第一，对小国来说有用，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没有用了，因为美港关系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小部分，也只是中央与香港关系中的一小部分。中国没可能因为美国威胁而改变对香港的政策，香港政府本身也没有权力改变中央的政策。第二，美港关系维持现状对美国本身也有利，美国不太可能因为香港内部事务而改变这个政策。

因此，美国国会的听证一向只有製造噪音的功能，对这样的“唱衰香港”大可一笑置之。但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废除《美国─香港政策法》就成为现实可能。首先，在贸易保守主义与“中国威胁论”盛行下，美国政坛很多人认为香港是中国“盗取”美国利益的漏洞，呼吁美国堵上。其次，特朗普施政的不稳定与不可预测，很难用传统的理性思维分析。特朗普固然不太关心人权议题，但这个“谈判专家”却喜欢利用各种槓桿，也有“先发制人”的思维。万一美国真的废除《美国─香港政策法》必会对香港造成较大冲击。这就是为什么说，黄之锋等人到美国国会作证，会潜在地严重损害香港利益之故。

卢比奥这次提名“双学三子”，看起来是“表彰”他们，帮助“推动香港民主”，但实际无非就是为推动废除《美国─香港政策法》推波助澜。

　　卢比奥的个人自私算计

对卢比奥等政坛新人来说，此举更有“增加政绩”的考虑。卢比奥是古巴裔的佛罗里达人，年纪轻轻就在“茶党风暴”中被佩林等茶党人推上参议员的位置，其古巴裔的身份在佛罗里达这个古巴裔大州起到很大作用。但卢比奥本身政绩非常不足。近年来，古巴裔人利益逐渐向其他拉美裔人靠近，从严重偏向共和党到逐渐投向民主党。卢比奥也感受很大压力。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卢比奥在“主场”惨败于特朗普，被迫退选，已经引来是否能连任的广泛质疑。2010年参议员选举，他领先对手20点获胜；2016年参议员选举只领先8点，优势大大缩减。如何拿出表现应对以后的选举成为重要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卢比奥的“落力演出”也就不难理解了。

诺贝尔和平奖是诺贝尔奖中争议最大，认受性最低的一个。从制度上说，它是唯一由挪威人负责的奖项，其他五个奖项都由瑞典机构决定。瑞典是国际公认的永久中立国，而挪威则是北约成员。其实从政治立场看，瑞典比挪威更加适合决定“和平奖”归属。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五名成员决定了谁能当选。其他五个瑞典颁发的奖项，虽然也有五人委员会，但委员会只能提出得奖者建议，没有决定权，最终得奖者分别由科学院等整个机构投票选出，公平性的争议就小很多。最后，和平奖委员会五委员都是挪威民选国会议员，都具有高度政治性，其组成已经带有浓厚的挪威人“政治口味”。由他们负责一个本身就高度政治化的奖项，是否合适就更受争议了。

事实上，诺贝尔和平奖的公正性近年来一直备受质疑。奥巴马在刚上台时，什么事也没干，就给他颁奖，显然非常荒谬。昂山素姬有诺贝尔奖光环，但最近因为罗兴亚问题大受西方舆论质疑，要剥夺其诺贝尔奖。和平奖越来越显示出它只代表了西方社会中极少部分人（准确说是挪威部分人）的价值观。得奖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不济了。

现在看来，“双学三子”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机会是很低的，但也很难说挪威那五个人会有怎样的口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他们得奖也不可能改变香港的进程。美国施加的压力尚且没有什么用，何况挪威？

笔者对“双学三子”比较惋惜。这些年轻人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愿望与热情，但在戴耀廷等人的错误引导与鼓动下，执著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目的，不懂得政治上必须妥协，也必须在合宪合法的框架下争取。“非法佔中”行动背离了法治原则，违反了法律，引发社会不稳定，为社会与他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为此，他们被起诉，在公开公正的审讯中受法律制裁，乃是应付出的代价。在李柱铭等人的鼓动下，他们进一步更错误地认为只有在外国的干涉下香港才能“民主”，没有意识到香港民主只能是“一国两制”下的民主，无法撇开中央的角色。他们为了争取选票，又不肯把“港独”排除在“民主自决”的选项之外。这样既远离自己的初衷，也与追求“民主”的目标越行越远。这次“提名诺贝尔奖”可能更鼓励他们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他们对香港社会都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