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前，香港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分别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一地两检”的决定》发声明，二者均质疑，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从大陆法思维看法理依据充分，但这一结论却无法通过普通法的检视，考虑到基本法规定香港在回归后继续奉行普通法，因而，这份决定在“普通法视域”中法理基础成疑。应承认，这种以“普通法与大陆法二元对立”为思维导向的观点，在香港法律界人士中具有相当的市场，并且由于普通法自身的专业性，以及社会大众对法律专业团体的心理崇拜，也对香港社会思考“一地两检”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单从“大陆法角度”进行反驳始终存在“鸡同鸭讲”的缺憾，无助于法理问题的厘清。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换位思考，从普通法的角度，对目前围绕“一地两检”的决定进行解析。

此次香港法律界对“一地两检”的决定的质疑，从学术角度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不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宪制地位，也不反对决定中关于“一地两检”合宪合法的结论，但认为此份决定的内容过于单薄、说理不充分，与其所承载的巨大宪制价值不相称。在普通法制度下，司法是解决法律争议的主要路径，遵循先例原则以及对抗式诉讼制度的存在，更使得普通法地区的法院在判决书中十分注重“过程思维”的运用，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奉行大陆法的权力机关，长期的立法实践，使其更为习惯于运用“结果思维”将纷繁复杂的问题简明扼要地表示出来。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确实会导致长期接受普通法训练的人士，对“一地两检”的决定，产生只有结论没有说理的疑惑。应指出，这两种思维方式只是侧重不同，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别，如何取长补短，两地学界其实具有相当大的交流空间，这种对话也有利于基本法实施机制的不断完善，为基本法共识性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二，不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本身的宪制地位，但对此次决定的结论存在质疑，认为根据普通法文义解释的方法，决定的内容无法从任何一项基本法条文中得到支持。首先需要澄清，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文义解释都不是解释方法的全部，当规范的字面含义已经不足以有效处理有关法律问题时，两大法系都主张要综合运用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加以判断，这种情况在解释字面含义宽泛的宪法性法律中十分常见。其实，相较于大陆法，强调“进化理性主义”的普通法更加讲究因地制宜、不断变化，正是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才使得古老的普通法能够穿越时光、突破地域、跨越文化，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特征而又纷繁多彩的普通法世界。以此反观此次“一地两检”的决定，我们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分析基本法第2条的立法目的，并综合考察基本法第7、22、118、119和154等条文的规范含义，认为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并未改变特区的行政区域范围、没有减损港人的权利，因而属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范围，并由此得出有关《合作安排》符合基本法的判断，这与公认的普通法理念并不矛盾。

第三，从根本上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法律效力，在此种情况下，该份决定的结论和论据也就无从谈起了。普通法的发展历史，使它天然蕴含着一种以司法者为法秩序核心的理念，这与以立法者为法秩序核心的大陆法系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香港部分法律界人士始终将“人大释法”与“人大决定”置于香港法治的对立面加以诠释。但回归后香港普通法依托的效力基础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肯定英国宪制秩序有效的规定，转为肯定中国宪制秩序有效的规定，《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取代《英皇制诰》与《皇室训令》成为香港宪制秩序的基础，而在这套新宪制秩序中，无论是“人大释法”，抑或“人大决定”，均是香港法律渊源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其与固有的普通法相协调、相衔接，才应是两地学界讨论的重心，如果连这个宪制基础都不承认，香港普通法将失去生存的根基。

由上可知，普通法只是一种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制度形式，它不具有高人一等、绝对真理的意涵，也不应成为专业利益凌驾社会利益的借口，更不能变为维护特定政治利益的护身符，否则所谓的“普通法思维”将演化为一种打着“普通法”旗号的政治思维，而这恰与真正普通法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

作者：孙 成 法学博士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