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高质量发展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这次大会开始，到稍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至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中央的三次重要会议都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睫，高质量发展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追求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顶层设计显得尤为迫切，不仅要破除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障碍，还要制定相关政策予以保驾护航，同时还要构建指标、统计以及考核等体系作为指挥棒，进而形成立体式推进格局。

体制改革促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和认识上，要通过刚性的机制来逐渐落地并加以保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贺斌 王全宝

“高质量发展”是今年全国两会的关键词之一。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较大篇幅阐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代表委员们围绕高质量发展的话题也展开了热烈讨论。

实际上，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高质量发展”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其内涵，很多专家学者也给出了多角度的解读。

在3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高质量发展就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具体来讲，要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方面采取一些具体举措，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动高质量发展。”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看来，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认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两方面非常重要，一是投入的高效率，也就是生产要素投入以后要有效率，包括资本的效率、劳动的效率、资源的效率、能源的效率乃至环境的效率。随着大数据正在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也应该提高数据生产要素的效率。

二是较高的效益。在四大市场主体当中，投资要有回报，企业要有利润，员工要有收入，政府要有税收，而且这四大主体得到的报酬或收益都能够按照市场决定的价格来获取，即收入的分配能够比较合理。在杨伟民看来，能够做到这两点，就是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不到半年时间，中央的三次重要会议都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睫。自此，“高质量发展”已成为2018年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质”就必然提上日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中国速度举世瞩目。特别是从2003年到2007年，GDP连续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之后的几年，尽管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GDP增速也始终保持在9%左右。

然而，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近五年来，中国政府确立“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着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同时，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寻找新动能。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大产业共同带动。

经过一系列努力，中国将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了稳中向好的发展。中国GDP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比重也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国家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有经济实力做支撑的。”

在张占斌看来，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决定了未来几十年整个国家的发展，就是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解决的途径，就是高质量发展。”张占斌说。

杨伟民则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到来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一般来讲，特别是追赶型国家，在追赶的前期，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但是当“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质”的提升就必然要提到日程上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定为6.5%，低于2017年6.9%的实际增速，对此，有人担心，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趋缓的态势将在一段时期内不可避免。

针对这一问题，杨伟民在3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对于以“量”的扩张为主的阶段，在“质”的提升阶段，增长速度下行可能是一个必然趋势、必然规律。“趋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在某些时点上有一些起伏，这些都是正常的。没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而是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朝着高质量发展这个大方向持续努力。”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共识

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目标的情况下，如何激发政府和民间的积极性成为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受访的代表委员大多认为，创新驱动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我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可能有千条万条，但创新驱动是必由之路。”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蓝绍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对于南京来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领先、率先，就要把创新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所以，南京市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我们定了一个‘两步走’的目标，就是力争到2020年，创新核心指标进入全国前列，到2025年，整体进入全球创新型城市百强。”

对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围绕高质量发展，该省启动了全面实施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行动计划。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记张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浙江将加快推进之江实验室、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同时布局一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积极推进“百项万亿”重大制造业项目实施，加快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和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谋划培育3~5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以数字经济为核心、新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启动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行动，以工业互联网、企业上云、智能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小微企业园区建设力度，创新开发模式，推进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和小微企业提升发展。”张耕补充说。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身居西部的西安来说，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兼顾质量与总量、速度与效益。“我们在做优质量的前提下做大总量，在做大总量的同时做优质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他还表示，西安要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全力打造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以新能源汽车和航空航天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以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和文化旅游等产业。

而西部重镇重庆则开出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的药方。“创新能力不足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短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金山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校+独立的研发机构+科技服务平台+科技型企业是创新创业的四维生态链，也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创新能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我们要以坚定的决心、持之以恒的态度，去培育这一生态链。”

破解体制机制难题

实际上，早在明确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前，中国已经开展了两年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过去的发展中，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失衡等。”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这些重大结构性失衡而提出的，目的是让实体经济充满生机活力。

改革开展两年多以来，围绕着“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明显成效。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两年共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2亿吨，而且全部取缔了地条钢，煤炭产能总共化解5.4亿吨。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了一批新的产能，实现了钢铁和煤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张占斌看来，这只是个开始，高质量发展阶段至少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供给侧改革也应该贯穿其中。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在不同的阶段，供给侧改革的重点、破解的问题可能有所不同。

张占斌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动态化甚至定制化。推进供给侧改革，通过更加有针对性的供给、个性化的供给、动态化的供给，以及定制化的供给，提高供给的精准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从经济角度而言，要通过供给制结构性的改革，提高整个经济供给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他认为，在向高质量转变的阶段，目前主要有三个难点：一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变，新的动力要更加强劲，如果新产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的平台增长强劲，获得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旧的产业和产能自然就被企业处理掉了；二是如何能够适应一系列的体制机制转变；三是打好三大攻坚战，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体制机制难题同样也引起了杨伟民的重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关于体制难题，关键是要完善产权制度和推进要素市场化的改革。

在杨伟民看来，目前中国的产权制度还不够完善，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还有一些抱怨。“特别是对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中央还专门就如何改善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提出要求。对于这些改革的措施，有关部门正在逐步去落实。”

而在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方面，目前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下一步在劳动力、户籍制度、人才激励、汇率市场化和土地等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还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杨伟民说。

解除“速度依赖”魔咒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速度”和“数量”都是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也要争抢的高地。

“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速度偏好，如何扭转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的。中国经济要有一定的速度，但是不能唯速度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经济发展从速度转向质量，这个质量包括产品的质量、货物的质量、环境的质量，以及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等各个方面，都要得到全面提升，并且还要多方面发力，企业、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在张占斌看来，从更宏观的角度，一是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将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

二是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因为宏观调控体现的是政府职能，政府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发挥得好，可能就干得好，发挥得差，可能就干得差。这些年，中国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同时加强了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运行和结构优化升级。

三是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协同体系。尽管有时候单项的政策都很好，但如果不能相互协同，就有可能政策之间相互争，最后无法落地。

四是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体系。“我觉得在建立这些体系的过程中，应该也要加强整个国家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的协同协调，然后按照发展市场经济原则，朝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个方向，来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指标。”张占斌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杨伟民表示，建立六大体系是长期的任务，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和标准。

“从微观来看，应该鼓励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产品都瞄准世界同行业、同类企业、同类产品的世界最高水平，进行持续努力，缺什么补什么。如果技术不行，那就去研发技术或者引进技术；人才不行，就去培养人才或者引进人才；设备不行，就去购买设备，或者自己研制设备。如果多数行业、企业、产品都能够达到世界上最好的水准，那我们就实现高质量发展了。”杨伟民说，“而从政府角度来看，六大体系中最主要的是政策体系。比如说上市公司当中体现高质量、创新型的企业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现在上市公司的结构和创新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现在有关部门也在采取措施，使新的独角兽企业尽快进入到上市企业当中，给老百姓更多的优质资产和财富增值的更多选择。”

尽管相关体系的具体内容还在研究制定之中，但从中央到地方，经济发展的理念已经有了转变。《政府工作报告》中将GDP增速定在6.5%，被很多专家解读为是为经济发展预留空间。

“说明我们更愿意让速度降一点，集中精力把资源力量调出来，用来保障质量，同时也说明我们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有信心。”张占斌表示，“过去制定GDP增长预期，实际执行的时候会争取更好。如今只要在预期之内，适当低一点也是可以的。”据他测算，大概6.3%就能实现进入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这充分体现了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更加从容，更有底气，更加关注提升自身的质量。”

而在地方，今年一些地方政府也主动调低了GDP目标，逐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

“高质量发展不能停留在教育上，也不能停留在宣传上，更不能停留在认识上。要通过制度和体制这种刚性的机制来逐渐落地，保障下来。”张占斌说，“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有些政府和企业不适应，但是慢慢就转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来，奔着高质量增长阶段前进。”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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