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六月底上线以来，8.6的网络评分在今年的国产剧里排名第一。但与此同时，该剧也遭遇了一场“审美隔离”：一部分观众津津乐道于其制作的精致和细节的还原，另一部分观众则因为其强烈的形式感而产生了排斥心理，难以入戏。

有评论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因为受众定位过于精准而产生的排他性；而随着电视观众和网络受众的分野，这种情况今后有可能会成为影视剧制播的常态。

——编者

《长安十二时辰》改编自网红作家马伯庸的同名人气小说，又有当红偶像明星和实力演员的加盟，可以说自带话题品相。不过，该剧播出至今，盘桓在热搜榜上的话题要么细数剧中的诸多美食，比如水晶柿子、水盆羊肉、三勒浆、薄荷叶，俨然将电视剧解读成了“舌尖上的长安”；要么盘点剧中的青玉芙蓉冠、胡人捧壶钟漏、置放于冥器店里的唐三彩，将该剧看成了大唐版的“国家宝藏”；还有的以学术的深度、普及的热情考据着“簪子应该横着插还是竖着插”“旅贲军的甲胄”“女性人物的妆容与髻鬟”等学理性议题。

这样的讨论一方面带火了该剧的话题度，但同时也让另一些人望而生畏，出现了有热度却难以“出圈”的现象。

奇观化的 “冗余”元素，提升、拓展了传统探案题材

正如很多人所说，《长安十二时辰》在当下的国产剧中属于让人看得很“爽”的一类。这种“爽”表现为一种高级感，即在唐代的历史背景下讲述一个海外剧内核的故事。

原作者马伯庸直言《长安十二时辰》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海外剧《反恐24小时》和游戏《刺客信条》：“恐怖分子”潜入长安，要借上元之夜灯楼大秀之时图谋不轨，年轻的靖安司司丞李必不得已放出死囚张小敬，任其在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间游走，希望其以雷霆的查案手法，拯救长安城于危难之中。马伯庸善于为历史题材赋予紧张的节奏感，以紧凑的节奏和环环相扣的逻辑，赋予古代叙事以现代意义。其实，故事还是那个老故事，救黎民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本就是传统公案小说中喜闻乐见的叙事惯例，在“包青天”“狄仁杰”的故事中多有呈现，但剧集节奏的加快、主角设定的下沉、布景铺陈的变化都赋予了老故事以新含义，进而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价值。

这种“爽”还表现为剧集在服装道具、美术设计、视听效果上追求电影的质感。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剧组将长安打造成一个立体、真实的“历史”空间，高度还原了唐代的吃喝用度、衣着打扮、风土人情、朝堂典制，极力以长安之景呈现大唐盛世的繁荣之象，比如开篇的长镜头一镜到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市井生活；再比如上元节的花车游行，大唐歌手许鹤子一曲唱尽长安的快乐与虚幻，真可谓繁华绚丽、气象万千。

在以往版本的悬疑、探案故事中，无论是狄仁杰的“长安”还是包青天的“东京汴梁”都只是故事发生的舞台背景，都城的空间特点、历史特质都未曾参与到叙事走向中去，发生在都城的罪案与发生在其他地点的故事亦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对长安城事无巨细的介绍与铺陈跃居了舞台中央，这些奇观化的“冗余”元素提升、拓展了传统的探案题材，使其更具有现代属性，呈现出多元的想象与阐释空间。

可以说，《长安十二时辰》以较高的制作水准成功开拓了古代悬疑、探案剧的新类型，剧集在多线并行的推演过程中，重塑叙事节奏、重组叙事要素，不仅使传统的悬疑、探案故事像海外剧一样明快、烧脑，而且极大地丰沛了传统的叙事空间，经过此番改造，《长安十二时辰》升级了以往单线推进的破案故事，拼贴杂糅起了熔侦破、悬疑、权谋、战争、信仰与背叛、友谊与爱情等诸多叙事元素于一炉的长安城，以及居于其中的芸芸众生。

大数据精准投射下，大众观看习惯与审美趣味的分歧

可以说，《长安十二时辰》所采用的叙述方式，重背景铺陈、重人物设定、轻情节推衍、轻台词拿捏，暗合了视频网站用户的观影习惯。他们长期以来对海外剧要素与节奏的熟稔与习惯，成为了此剧勇于变化与精准投射的“群众基础”。

能对观众口味进行如此精准的把握，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与深度参与。据笔者看到的资料，优酷于2017年就创建了泛内容大数据智能预测平台“鱼脑”，将网站用户观影数据与全网舆情分析贯穿网剧制作的全过程，如制作前的IP评估，制作中的艺人、导演评估，制作完成后的排播评估，播出过程中为用户画像，计算实时热度等。在《长安十二时辰》的制作过程中，“鱼脑”便已对此剧心中有数：节奏快、逻辑严谨，“中间断10分钟可能就会看不懂”，同时，经过多维度的标签对比为导演提供了选角建议：演员雷佳音的标签与过往角色经历意味着他是男主人公张小敬的最佳人选。

这种基于网站用户画像的数据分析大获成功，网剧一经上线就吸引到了目标用户的持续追踪。但与此同时，精准的大数据分析也并没有为该剧带来更多的受众群体。那些传统的悬疑、探案剧迷，那些并不熟悉海外剧节奏与模式的电视观众，他们反复观看着狄仁杰、包青天的故事，对其叙事套路头头是道，理应成为《长安十二时辰》的新晋“粉丝”。但当笔者尝试向其推介这部高质量的爆款网剧时，却往往遭遇“看不懂”的回绝与尴尬。

细想之下不难发现，《长安十二时辰》的台词语言文白相杂，诸如“时有募兵，年俸甚多”等，若不是正襟危坐盯着字幕，还真是听不懂也听不清；还有多线并行推进的情节模式，线索人物众多，切换极快，稍一分神就让人跟不上节奏。这些看起来很高级的“元素”在吸引着目标用户的同时，又在不经意间拒斥着传统的、更广泛观众的介入，也最终决定了拥有好口碑的《长安十二时辰》无法转化为国民剧集、经典电视剧。

社会学家西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曾断言，准时、算计、精确都是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所要求的，它们不仅最密切地联系着都市生活的理性主义特征，也有助于排除那些非理性的、本能的、独立的人类特征和冲动。而一部真正具有国民话题性的电视剧，一部可被反复观看的经典电视剧，在精准的设定与精美的视觉效果之外，还需要那么一点非理性的、本能的、不那么严密的冲动，一些可供不同人想象、脑补、讨论的空余。

电视剧集本是普及度极高的大众文化消费，不过，随着电视观众与网络受众的分野日渐清晰，以往那种一家人捧着西瓜围坐在电视机前，父母边吃边聊民间断案，奶奶“科普”着命苦的秦香莲，孩子端坐在小板凳上，瞪着眼睛期待着龙头铡的出现，等着那句余韵徐歇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的情景很难再在今天的家庭中出现。以青年受众为主体的网剧在向以大众受众为主体的电视剧转化时遭遇的“次元壁”区隔，不仅是媒介跨越的壁垒，或是青年观众与其他观众的代际差异，更是在大数据精准投射下观看习惯与审美趣味的分歧。这种趋势会给今后的影视剧制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难以下判断，只能拭目以待。

（边远 作者为文学博士、文艺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