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丹妮 钱炜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一天，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18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时，中国的疾控系统迎来了继“非典”之后的第二次大考。

一周以后，中国CDC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带领一批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骨干们，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

曾带领CDC战过“非典”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

表面的进步

李立明曾在全美排名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对于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CDC，他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蓝图。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立明从中编办获得了2400个编制名额，又从全国抽调了18个业务骨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疾控机构框架，即使在当时尚属空白的几个防控领域，如性病艾滋病、结核病，都一一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与从传染病起家的美国CDC不同，中国CDC一出生时就有着最全面的病种研究中心，可谓是高起点。

国家CDC挂牌11个月后，SARS暴发，让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意识到疾控的重要性。疫情过后，数百亿元资金进入到公卫领域，以前少人问津的疾控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

CDC原副主任杨维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曾任主任的CDC疾病控制与应急办公室，以前不到10个人，每年经费300多万，SARS过后，人员扩充到50多名，经费增加到1亿元以上。多个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始建设，高端设备不断配置，实验室检测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以及现场处置能力都得到快速提高。

因此，这也才有了CDC现任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的那番话。当时，高福自信满满地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

然而，随着武汉疫情的暴发，高福与他领导下的CDC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很多人都认为，CDC掌握了疫情信息却没有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也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尽管CDC官员后来出面做了一些澄清，但效果并不理想。

一位疾控从业者对于CDC的尴尬处境很有感触。他说：与前线医生相比，CDC没有处方权；说组织协调，CDC又没有命令权。CDC能做的，就是配合上级指令做好疾病防控，在实验室里做文章。疾病控制住了，大家的焦点都在前线医生身上，疾病没控制住，板子又打到CDC身上。

实质的退步

2002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徐晓奇来到了北京市崇文区疾控中心工作。那时候，这里还不叫疾控中心，它有一个“老古董”的名字，叫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站体系始于1953年，1990年代以后增加了慢性病防控，但最核心的工作是传染病防治和疫苗接种。

在崇文区疾控中心时，因有疫苗销售的大头收入，徐晓奇的工资有时能到一万多。后来，他调至国家疾控中心工作，尽管已是中级职称，2010年时的月工资反而降了6000多元。

这是因为，2012年，国务院推行事业单位改革。义务教育、基础科研与公卫等提供基本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公益一类。李立明解释说，“公益一类”就是国家给什么钱就用什么钱，完成国家疾控任务，不允许开展服务性的、收费的项目。“原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疾控前身）是公益二类，国家是差额补助，剩下的钱可以自己去挣，比如靠体检、社会检测服务挣些钱，发绩效工资，能对大家的积极性有一个保障。”

除了收入陡降，CDC的职称晋升也按编制比例被严格限定，晋升通道也堵死了。那几年，徐晓奇感到身边离开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也在2014年跳槽去了企业。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指出，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他还透露说，近些年，北大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毕业生，到疾控系统来工作的只有2％，愿意选择这里的多数不是重点院校毕业生。“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人才是高素质的，要了解国内外动态并且有很强的事业心。”

虽然在理论上，全民健康被放到一切的优先和一切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还难以见到落实的踪影。以财政支出为例，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原党委书记曾诚指出，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而到了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同比下降14.9％。

2017年，国家CDC主任王宇在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时也不无伤感地表示，“大家毕业的时机，有些生不逢时，没有新发传染病出现，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正因此，‘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逐渐被社会遗忘了。这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话，派不上用场的时间久了，人们就忘记了。”

“这次疫情里，现场处理了好多干部。其实很多地方的卫健委，一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的岗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姜庆五说，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种问题，都与这种“不是专业的人却在做专业的事”的现象有一定关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晓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