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人，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从来没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

袁国平1906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南邵东，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结束后，袁国平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三科政委、抗大二分校校长兼政委等职，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

“七七事变”后不久，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毛泽东亲自推荐袁国平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38年3月18日给项英的电报中称赞道：“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四军政治部主任。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毛泽东在袁国平离开延安前专门约他谈话，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指导意见。1938年4月26日，袁国平到达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正式就任政治部主任。在军直和第三支队排以上干部抗战誓师动员大会上，袁国平即席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场的老战士李岩回忆说：“各种发言、报告，听了好多，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口才这么好，声音这么洪亮，很有煽动性，听起来特别受鼓舞。”

新四军是由几十支红军游击队组成的，过去几乎没有政治机构，政治工作须从头做起。袁国平对新四军政治工作作了全面安排，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规定团以上有政治机关，设党代表或政委，连设指导员，班排设政治战士。当时虽是白手起家，但袁国平从各个方面挑选了一批年轻却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到新四军政治部工作。其中有经历过长征、游击战争的老战士，也有不少在江浙沪赣和海外华侨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以及组织群众运动工作的著名人物。袁国平用人既讲究“五湖四海”政策，又重视经过考验锻炼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为全面加强新四军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他提议新四军创办教导营，后又以教导营为基础，扩建新四军教导总队，他亲自兼任总队政委，并为教导总队编写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等教材。

“使每一个干部、战士树立远大的理想”

在袁国平的主持下，新四军开过两次政治工作会议。第一次是1938年6月中旬的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袁国平作总结报告，把新四军政治工作基本任务归纳为四项：“健全党的工作，发挥党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正确执行干部政策；深入进行政治教育，使每一个干部、战士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之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决心；确立政治工作制度和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袁国平要求从上而下进行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路线一致。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不间断地进行和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

1939年2月，袁国平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政治工作。他指着当时的会场说：“你们看我们这个会场布置得多么生动活泼，既有标语口号，又有漫画，且边上还有各种色彩相配，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这是我红军时代以来，很少见到的会场布置。是由教导总队的俱乐部主任毛中玉同志他们设计布置的。他就是和上海煤业救护队一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会作曲、会教歌，是个能干的艺术家。”袁国平还指着战地服务团说：“他们确是多才多艺，人才荟萃，有歌咏队、话剧队、舞蹈队、民运队，有绘画专家等，他们不断下部队、到地方、去医院、去友军那里演出，对伤病员慰问等，都得到大家绝口称赞。他们对提高部队文化素质，对活跃政治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袁国平最后强调了中央的指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会后，根据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抗日统一战线环境，袁国平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4月颁布实行，使新四军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

“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

袁国平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他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有一次在检查兵站系统工作时，基层反映岩寺兵站站长生活很铺张。袁国平严肃指出：“前方同志艰苦作战，流血牺牲，英勇抗击日寇，而在后方的兵站同志却奢侈腐败，应严肃处理。”这位站长后被撤职了。袁国平认为，腐败就是从公私不分开始的，从占公家便宜开始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曾回忆：长征途中，部队连续行军，艰难困苦，袁国平将自己的马让出来驮载伤病员，坚持与战士同行，跋山涉水。

袁国平酷爱读书写作，具有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很高的理论水平。他的政论文章立论精辟，说理透彻；他的演说材料充实、语言风趣、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陈毅曾夸奖说：“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有才干。”在袁国平的指导下，新四军的文艺战士创作出了一批反映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品。袁国平还受项英的委托，主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他与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李一氓等同志一起集体创作歌词，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作好曲谱。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地讲述了皖南战略环境、新四军作战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进军的气魄。谱曲第二稿完成后，在1939年7月1日试唱时，大家一致认为符合要求。何士德后来回忆说：“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威武雄壮、英气磅礴的《新四军军歌》就这样诞生了。

在袁国平的组织下，新四军政治部建立了敌工部，任务是对敌军宣传、侦察及破坏事宜。对于部长人选，袁国平看上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秘书林植夫，林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通日语、了解日本国情民俗，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林植夫上任后，使新四军敌军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在皖江地区，有些群众与日本士兵混熟了，常以送鸡蛋给“太君”吃为名，篮底就垫着传单。通过这些工作，新四军曾在无为、铜陵等地，争取少数日军士兵与朝鲜籍士兵拖枪向新四军投诚。在淮北，阵前喊话、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成了每次对敌行动不可缺少的政治任务。而阵前喊话的，不再是中国人说日本话，而是由日本人对日本人说日本话了。

（作者为陆军装甲兵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