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4月10日发表题为“违法遗祸非公义 ‘占中’搞手罪有应得”的评论文章，全文内容如下：

包括三位发起人在内的“占中九子”昨日在区域法院被定罪，法官指出公民抗命不能作为抗辩理由，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不能以不合理比例损害到公众使用道路的权利。实际上，占领运动的政治后果是与普选特首目标背道而驰，而且“违法达义”点起了燎原之火，由七十九日乱局发展至后来的旺角暴动，广大市民惨受其害，一些盲目追随的年轻人身陷囹圄，前途尽毁，戴耀廷等占中发起人除了要承担违法占中的法律责任，也要为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损害承担道德责任。

港府在二〇一四年间推动普选特首的政制改革，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提出构思，以占领中环作为公民抗命的行动，来胁逼政府达成“真普选”，最后发展成为期七十九天的占领行动，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对社会损害之严重都超乎原先预期。

公民抗命的基本信条，是抗命者愿意认罪承担法律后果。不过，今次戴耀廷等人却不认罪，原因是当局引用普通法来控告他们的罪名，与他们原先构想的成文法不符，并称会对言论自由有长远影响。

行动变灾难 点火者难卸责

法官昨日就指出：引用甚么条例作检控，是控方的绝对权利，至于控罪是否合适，法官自会定夺。由于有被告以言论自由抗辩，法官不厌其详地引用终审法院等海内外案例，指出运用言论自由时对他人权利的损害，须合乎比例，今次长期占领主要干道，影响交通，甚至令奉召到场的消防救护车要绕道而行，已经超乎合理比例。

占领运动发展到最后完全失控，三位发起人实难以卸责。法官就直斥：如果他们认为弹指之间可以令政府推出符合其要求的普选方案，或者政府作出正面反应就能够令数以万计的示威者一夜之间散去，想法都是天真。

占领地点由三个发起人最初构想的遮打道行人专用区，转到包围金钟政府总部，发展过程偏离了原先构思，有发起人也试图卸责，并且归咎于警方施放催泪弹等行动，都遭受法官一一驳斥。九个被告中，有人差不多每晚都鼓吹市民去各处实行占领，并且煽动他人鼓动亲朋戚友参与，行为违法都昭然可见，他们却置法纪于不顾，肆意妄为。

宣“违法达义” 恶果遗害深远

他们点起了火头，烈火就向四处蔓延，占领范围后来扩大至旺角和铜锣湾，市中心瘫痪七十九日成了一场“灾难”，市民叫苦连天，经济受到重挫。就算在运动结束后，还继续有“鸠呜团”等持续扰乱社会秩序，最后更演变成二〇一六年大年初一的旺角暴动，作为点火人的“占中”搞手实在难辞其咎。

这场持续近两年的祸害，祸源就是“占中”搞手鼓吹的“违法达义”。法官昨日的裁决，就此发出明确讯息：以违法手段来表达政治诉求和达到抗争目的，一定要承受法律后果，当客观上破坏社会和损害公众权益，就不能以所持的政治诉求为自己开脱。

他们打开了“违法达义”的潘朵拉盒子，受害的还包括被其煽动的参与者，部分青年受激情驱使，失去了理性，违法手段更趋极端化，最后走上“勇武抗争”之路，酿成旺角大型骚动，终成为阶下囚，抱憾一生。

“占中”发起人欲透过激进运动争取普选特首，结果也适得其反，阻碍了本港的民主化进程，本来可以走前一步的特首普选方案，被这场政治风暴吹走，结果一场空。

占领运动对本港社会经济构成的损失、对政治发展造成的障碍、由其衍生出来的事态令社会付出的代价，以及给下一代带来的祸害，始作俑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庭判他们罪成，是一个合理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