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11月15日发表题为“为大局弃幻想 钟士元显高智慧”的评论文章，全文内容如下：

有“政坛教父”称号的钟士元，以一百零一岁高龄辞世。他一生横跨了两个世纪，经历香港不同管治的两个年代，在促成香港发展和回归中国的过程中，遗下独特的历史足迹。

钟士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获港英港府赏识委任公职，自此开展长逾四十年的公职生涯，其植根于香港的政治影响力既深且广，在香港工业经济起飞、中英谈判、回归过渡的过程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个人亦在一九九七年，由港英政府的行政局首席议员，过渡成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召集人。

他的从政历程，反映了香港政治的嬗变。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加快培植本地华人精英参与管治，虽然来自英国殖民地系统的官员，仍然紧握机要位置，但是香港逐渐出现华人司级官员，而赖以稳定管治的各类咨询组织，华人的角色亦日趋吃重，因而多了华人精英登上政坛，参与香港的管治。

信英式管治 曾怀疑回归

港英政府吸纳华人精英，由初期的名门望族，扩展到其他出身。拥有工业专业资格和港大学历、在企业管理表现出色的钟士元，就获吸纳进管治阶层，扶摇直上。到了八、九十年代，无论是创办科技大学还是医院管理局，还是主理为港商拓展市场的贸易发展局，钟士元都不负所托，为今天香港这些重要机构作出贡献。

他参与港英管治的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飞跃晋身“亚洲四小龙”、廉政、公屋等各项软硬件建设神速的黄金年代。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却经历持久的政治动乱，落后穷困。香港成为神州大地的一个避风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之珠”，参与管治的华人精英，自然非常认同港英政府的一套管治体制和传统，埋下日后他北上向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情时碰钉子的伏线。

务实为港人 助顺利过渡

面对香港前途问题，在港英体制下培育出来的华人精英阶层，对管治权的转移有极重的危机感。故在中英谈判初期，钟士元等人的构思是设法维持英式治港，就算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仍希望继续由英国掌握管治权。他对中国立场缺乏了解，加上主观愿望，令他对“英治”仍抱有幻想，以至在访京会晤邓小平时遭当头棒喝。他毕竟是个政治智慧高的人，至谈判后期终于清楚掌握大局，接受了主治权一起回归的现实。

当年他去北京陈述港人对内地治港的不信任，去伦敦为港人争取居英权，都落得吃力不讨好。不过，中央明白到华人治港精英对香港顺利过渡到“港人治港”的重要性，故钟士元获中央委任为港事顾问及参与筹组特区政府，回归后更出任行政会议召集人，在回归初期对政府稳住阵脚发挥了作用，直至年事已高，才功成身退。

无论港英政府还是特区政府年代，他在不同从政阶段，都是务实地运用自己累积的政治智慧、经验、民望和手腕，为港人争取有利的发展安排，尽管过程中引起过争议，但是他以港人利益为依归的从政基本理念，并没有改变，对建设香港的功绩，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