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不敢接下这个案子？”2008年，我刚从刑检部门调回反贪局，局领导就点名找我“下战书”。

　　那时的我三十出头、年轻气盛，案件线索都没细看就一口答应下来。万万没想到，这起因退休老干部闲聊引出的“蚁贪”案，成为我二十多年从检生涯中最苦最累的一仗。

　　当年春节，某国企举办退休职工团拜会，老同事们席间闲聊，老陈无意间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比同事少12元。

　　“我们工龄、学历、级别都一样，这少的究竟是什么？”较真的老陈来到武汉总公司咨询。在人力资源部的工资册上，赫然显示两人退休金一模一样。当时该公司退休人员工资均由总部造册、邮寄到各地，再由老同志们自行到邮局领取，这退休金缩水的问题很可能出在负责邮寄的工资科科长李某身上。虽然李某矢口否认，但公司仍将该情况反映至我们江汉区检察院反贪局。

　　面对比较明朗的线索，我却越想越心里发憷：该公司现有退休职工600余人，其中有多少和老陈遭遇类似？李某任职多年，这般微量截留的行为持续了多久？虽知“工程”浩大，但“军令状”已立，我只能迎难而上。

　　初步了解该公司退休金发放、医疗费报销等流程后，我带着初入行的助理小林将几百本涉案账册悉数带回，紧锣密鼓开始查账。几天查下来，我渐渐发现其中猫腻不少，李某不仅常年扣发退休金，还存在虚报冒领、操控报销比例“玩秤”（武汉话，指缺斤少两、弄虚作假）等行为。我一边分析证据，一边考虑到全部查实尚需时间，拖久恐生变，先找“板凳”要紧。

　　反贪干警口里的“板凳”，指的是先易后难，抢先固定住几笔能达到构罪标准的犯罪事实。我从报案人老陈及其同批退休人员入手，调取他们工资领取记录与发放账册比对，发现十几位老人的退休金都被不同程度“薅羊毛”，从几块到十几块不等，时间长达六年。仅此一项，便一举锁定了李某挪用公款3万余元的犯罪证据，足以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明确侦查方向后，便是漫长的取证之路。600余名退休职工都在长江沿线居住，要找他们核实退休金及医药费，又不能冒任何风险，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最笨、最难的一条路：挨家挨户找上门去！

　　为了节省时间，我在该公司纪委书记的陪同下，顺重庆而下取证，助理小林和法警另组一队，从上海出发。每到一城，白天，我对照花名册上的姓名、联系电话、家庭住址逐一联系，登门调取退休金领取记录，逐一核实医药费报销情况，复印医药费报销单据、住院单证等凭据，再分门别类整理留存；晚上，通过电话指导没有侦查经验的小林制作询问笔录，叮嘱次日要做的工作及取证细节。就这样一步步往前、一份份累加，待两支“小分队”在武汉“会师”时，我和小林终于将600余名老员工近年的退休金领取情况查了个清清楚楚。

　　但是，由于有人离世等原因，医疗报销这一块并未完全查实。“那就对照报销手续到医院去查，尽可能寻找痕迹。”面对已经产生畏难情绪的小林，我一刻不敢停歇，又开始了第二轮补充调查，到医院调取病历、发票等一切能证实医疗行为确实发生的凭据，与集团账目比对，以辨真伪。

　　用尽法律赋予的全部侦查期限后，我们带着从各地搜集来的证据来到看守所，与李某一笔一笔“对账”：应发数多少、实发数多少，差额去了哪里……整整七天，从早到晚，逐人逐年对照。面对如此翔实细致的账目，李某的心理防线迅速瓦解，承认了自己的“蚁贪”行为。随着这份多达172页的对账笔录签字捺印，李某任职六年间涉嫌贪污9万余元、挪用公款3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全部被锁定。

　　案件移交审查起诉前夕，我突然发现，退休金账目中六年实发总账加上李某涉案金额，与集团应发数之间相差8分钱。“为什么两边对不上？是统计方法错了，还是哪里马虎了？”师徒俩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困倦与推倒重来的焦躁，分头把各自整理的账目又复核了两遍，终于在一处角落发现了漏算的8分钱！

　　“办案就要严谨，证据就要精确到分毫。”我将数字一笔订正，该案侦查工作也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凭借分毫不差的证据，2009年5月8日，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四年。李某当庭服判，心服口服。（乐峰 付静宜）

　　（乐峰系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员额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