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认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平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6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纵着“群众运动”，熟练地运用着“阶级斗争”，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担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当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非常紧张。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害怕少奇同志“东山再起”。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位置，现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威胁，“后患无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谣诬蔑，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理人”还在抵抗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动摇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少奇同志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

于是，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暗地里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庞大的“专案组”，由康生、江青、谢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纵和控制处理少奇同志的大权，用卑鄙残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证据，甚至将毛主席明令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大发雷霆，责令“严肃处理”，而他们只让专案组长作个“检查”了事，仍旧迅速编造《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二是切断电话线，断绝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全部消息，让少奇同志没有任何机会和办法申诉。三是掌握舆论，先罗织罪名，掀起一轮轮大批判高潮，造成“彻底打倒”的既成事实。四是紧紧控制和不断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举行大规模批斗大会，借群众的手，用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几十万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特别是8月5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打手们“要杀气腾腾”，将70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脸肿腿瘸，再也站不起来。他们按照林彪“一号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开封“特别监狱”，最后少奇同志死在那里。他们还制造王光美“特务”案，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看到“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这场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亲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连只有六七岁的潇潇也挨过围攻和批斗。

难怪，有一天我刚到王光美家门口，听见上面楼道里传来人们的叫骂和捶门声。王光美把我拉进屋里说，那是曹轶欧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一号大厅，被人们揭去覆盖的党旗，盒上满是咬牙切齿吐的一层层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烟头烧烫的累累痕迹，曹轶欧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这座公寓大楼里，大都是刚落实政策搬进来的老同志，谁没有挨过他们的整？于是这些老同志轮番在曹轶欧家门口抗议，有的还在门口贴上抗议大字报。

永远的怀念

1998年冬，在首都机场大厅，我正办登机手续，王光美匆匆赶飞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问候，她说是去河南参加纪念少奇同志的活动，为“幸福工程”看望那里的贫困母亲。我看见她老多了瘦多了。这位和人民紧紧相依为命的伟大母亲，用她那瘦弱身躯仅有的一点余热温暖着天下母亲，让人心痛又无限敬佩。

2004年6月，我从报上看到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这使我想起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听老中办的同志讲，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讲，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相逢一笑”时还是很讲原则是非的，从来不回避那段历史悲剧。虽然结局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不同，但这场悲剧是共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常常成为我们共有的话题。但是，作为后来人，包括我的母亲，都不愿意总是生活在历史的噩梦中，去记恨历史，记恨已逝的人，更不会将仇恨传到后辈人身上，而是应该用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那场悲剧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多多理解伟人们的真实心迹，多多宽容伟人们的历史局限和过失，多想想老一辈们亲密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创建我们党和国家胜利辉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于向前看朝前走的历史经验。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亲密合作，用科学发展观建设我们执政党，健全民主与法制，既坚决惩治腐败绝不手软，又提高执政兴国的党性修养，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证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这是爸爸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日无多的时候，让我把两家后人邀在一起聚聚、吃个饭，共叙情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却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达了她的心意，实现了她的愿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念和无疆大爱。2006年10月17日，我从新闻中得知85岁高龄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赶往刘家，又到305医院悼念，多年不见的源源迎着我，万般悲切。灵堂四周，胜利的鲜花簇拥着王光美笑容灿烂的遗像。我眼前浮现出当年采访时的美好情景，心头涌起阵阵悲痛，噙着热泪，向中华民族这位杰出女性深深鞠躬致敬！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