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党中央作出决定，正式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选举产生了由10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0年过去，中国纪检监察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政事儿”从中国方正出版社（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管主办的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唯一专业出版机构）获悉，为记录40年来中国纪检监察事业的变化，去年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领导同志批准，中国方正出版社采访了40位中央纪委机关离退休老同志。

近日，《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一书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责任编辑王楚楚说，这40位同志，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工作岗位不同，有的放弃了更好的待遇、更优渥的条件，选择了纪检监察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有的大学毕业进入这一纪委机关，在这里度过了自己整个工作生涯；有的从地方调来，拖家带口来到北京。

“半年的时间里，从酷暑到冷秋再到寒冬，40多次采访，没有一位老同志迟到，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接送要求。”王楚楚称，采访结束，当提出派车送老同志回去时，他们常常会拿出一张薄薄的公交卡拒绝。

这40位老同志，曾有多人办理过大案要案。“政事儿”梳理出了这些老同志办理的刘少奇冤案平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厦门远华案，成克杰案等案细节。

巡视发现武长顺、白恩培、沈培平、仇和等人线索：

“巡视干部，首先要做到正人先正己，要有一身正气”

“政事儿”注意到，在这40位离退休老同志中，有几位在十八大后参与了中央巡视工作。

中央巡视组原正局级巡视专员任爱军于2006年进入中央第五巡视组工作。在十八大后的巡视中，曾发现多名省部级官员的问题线索。

任爱军称，十八大之后，中央第五巡视组第一站是重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谭栖伟严重违纪的线索，就是我们在这次巡视中通过谈话了解到的，从蛛丝马迹顺藤摸瓜，及时掌握了证据材料。后来，我所在的巡视组还巡视了云南、天津、全国政协等地方和单位。白恩培、沈培平、仇和、孙怀山等人的问题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的，在天津巡视时还发现了武长顺的问题。巡视组发现问题线索，既要把工作做细做实，还不能打草惊蛇，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2016年2月至4月，中央第九轮巡视首次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等4省进行“回头看”，采取“一托二”的形式。任爱军称，“无论是找人谈话，还是查找资料，都格外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谈话中发现了一份原始材料中的问题，最终从中发现了安徽省原副省长杨振超严重违纪问题线索。我们迅速与纪检监察室对接，巡视刚一结束，杨振超就被立案审查。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省司法厅原副厅长程瀚，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周仁强等人的严重违纪问题线索，也都是在这次巡视中发现的。”

任爱军还回忆，巡视时，想向巡视组反映问题的人有时候担心被打击报复，不愿意轻易露面，也不愿意到巡视组驻地来。“我们就会在电话中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选地方。有一次，一个举报人约在一家酒店见面，提出用对暗号的方式接头，就是他坐在酒店大堂沙发上拿一份报纸看，我们去的同志手上也拿一份卷起来的报纸。我们就按他的要求去赴约。到了酒店，发现有个人坐在沙发上拿着报纸，但对方一看到我们就马上站起来走了。紧接着，对方又打来电话，说这个地方摄像头很多，要找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再谈。随后，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见面，最终从这个举报人身上了解到很多有用的线索。”

出生于1953年12月的中央巡视组原正局级巡视专员彭文耀1981年进入中纪委工作，先后在研究室、外事局，2009年进入中央巡视组，2016年退休。

彭文耀认为，作为一名巡视干部，首先要做到正人先正己，要有一身正气。有了正气，那就有了底气，肯定是心里踏踏实实的，敢于秉公执纪，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真正的腐败分子对巡视是害怕的，一听见中央巡视组进驻了之后，腿也软心也慌，就是心理素质再好，也能看出点苗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