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左）和毛泽东（资料图）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半夜秘密会见叶剑英，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

转眼到湖南快一年了，异地他乡的孤独、清冷生活比在北京还多一种关山阻隔的遥远感。叶剑英此时和老百姓一样过着清淡的日子，然而他却没有平民百姓那份自由和轻松。

元帅在落难之际所咀嚼的平淡是无法想象的。这颗心在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也熬磨得越加成熟和坚强。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元帅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著名的政治名山——庐山。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落难的元帅们此时相见却不能交谈，大家只能相视一笑，千言万语尽在其中。我在庐山一条小道上和叶帅不期而遇，我没有那么多顾忌，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过去和他握手，他对我笑笑说：“还是老样子，不过黑多了。”他的秘书在旁边打趣说：“原来就黑，不然总理怎么叫他杜山呢，还不是他像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弟弟。”叶帅开心地大笑了起来，我心里一阵高兴，尽管老帅遭受许多不公待遇，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垮。我直后悔，手里没有抓部机子出来，没有给叶帅拍几张。

叶剑英和其他元帅各自参加自己所疏散地区小组的学习。一向沉稳的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多语。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情况，无从说起。无从说起也使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也就没有成为会议注意的目标。这种“不合唱”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周恩来打来电话问秘书：“叶帅睡了吗？”秘书回答：“睡了。”“吃安眠药了吗？”“没有。”“那好，你马上叫醒叶帅，汽车马上就到，主席要见他。”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叶剑英下榻的楼前。正是庐山云起的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得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叶剑英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支持他。无庸置疑，元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右膀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伯达是为林彪而“牺牲”的，毛泽东也是为警告林彪而让陈伯达“牺牲”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面，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这是叶剑英自“二月逆流”以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也为他重新复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来原来的意见，是由叶剑英担任专案组组长，但是他又考虑到叶剑英没有正式出来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不好担当，所以就用自己肩膀替叶剑英担当一部分责任，让叶剑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工作阻力重重，林彪的党羽已经知道来者不善。不管多大的困难，叶剑英都不畏惧，不气馁，终于完成了使命，在1971年的春季带领专案组的几位同志回到北京。

周恩来对完成任务的叶剑英说：“这段时间就参观参观北京，看看北京的变化，再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你是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嘛！”叶剑英这位老市长又开始了他对北京的调查工作。

叶剑英“屡批屡犯”

林彪“自我爆炸”后，叶剑英重新走上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1972年参加接待尼克松，因为说“谢谢”而遭到批判。

1971年9月13日夜里，叶剑英被周恩来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第二天清晨才回来。他对秘书交代说：“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

秘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发生什么事情了？

林彪摔死的消息是叛逃后的第二天晚上才被证实的。这之前中央非常紧张，叶剑英已经做好了带军队打游击的准备。

14日晚，中央知道了林彪已死的消息，才稍稍松了口气。周恩来见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已经成熟，及时请求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顾虑地说：“我连各单位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

秘书马上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应过来：“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林秃子——死了！”大家惊醒了，忘记了这是在开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竟然激动得晕倒了。

1972年，叶剑英的子女们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尽管这来得多么漫长、多么周折，但毕竟两国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是中美两国值得纪念的一年。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出色地完成了接待、谈判和参观等一系列工作。

尼克松离开中国后，一些群众对帝国主义怀有仇恨，不能理解政府的举动尚有情可原，但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竟然也不顾大局，背后煽动人们对周恩来等领导人打开中美大门提出质问。后来他们又直接授意军委批判叶剑英，理由是叶剑英和美国军事顾问会谈时，在对方介绍情况后，说了一声“谢谢”。他们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丧失中国人立场的举动。

从1972年到1974年之间，为了美国的问题，叶剑英随着周恩来接受了好几次批判，然而他却又“屡批屡犯”，前脚受批判后脚又去彬彬有礼地迎接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使者。

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1976年，随着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叶剑英在2月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务。对外的解释是：叶剑英身体不好，为了让他很好休息，以后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晚，张春桥给叶剑英的秘书来电话，说要看看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打电话回敬张春桥：“我没有病，身体很好，不需要你来看。”

跟随叶剑英二十多年的秘书头一次看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八个月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拉开了大幕，叶剑英从台下走了上来，从容自若地参与指挥了这场将永远载入史册的战斗……  

本文摘自《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