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在谈论诗歌时有一个难以自解的矛盾现象，那就是他喜好旧体诗词却又不提倡，不喜欢新诗却予以推广。

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复信臧克家：“这些东西（指毛泽东的18首旧体诗），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式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会议上，他却又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诗友陈毅，指出：“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叶剑英对待旧诗和新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叶剑英与毛泽东的观点“同中有异”。叶剑英与毛泽东一样终生喜欢旧诗，却又有过毛泽东所反对的教导身边青年学习旧诗并乐此不疲的实践。

主张旧瓶装新酒，以旧诗歌的形式表达新时代的内容

迄今为止，虽未见叶剑英专门谈旧体诗词的文章和著作，但可以通过其诗词作品的序跋以及与人谈诗论文时所留下的文字记录来探索其相关观点。例如1925年的《满江红 香洲烈士》序：“……剑念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不禁怆然泪下者，悲痛之余，词以悼之。”1952年在题字中讲到《过五台山》的写作缘由：“1947年秋，予参加阜平西柏坡全国土改会议，归时游五台山，时已经土地改革，作三绝以纪之。” 1954年《戏作》序：“在军委扩大会上，陈总以鲨鱼皮包赠我，即席戏作。” 1958年《水调歌头 车中戏作》序：“由莫斯科乘火车回国，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时正图一○四失事，戏作。”1960年《草原纪游》序：“……有些趣事，诗以纪之……” 1965年《无题》序：“巡视了海洋岛、大长山列岛防务，极为兴奋，特留四句……”1971年《慰陈毅同志》序：“毅公卧病，诗以慰之。”1972年《悼陈毅同志》序：“陈毅同志逝世，诗以悼之。”1977年《游学大寨杂咏》：“……到大寨参观，感触所及，诗以纪之。”可见，叶剑英的诗歌，大抵兴之所至，或心有所念，或极为兴奋，或悲痛之情，或有感触，因而纪之、悼之、慰之、咏之，甚或戏之，绝不作无病呻吟之声。

较为集中体现叶剑英的诗歌创作理念和对旧诗新诗态度的是他在广州与诗人蒲风等人的一次谈话。1938年5月上旬，在梅县同乡、国民党六十五军参谋长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的一次家宴上，叶剑英与同为梅县老乡的青年诗人蒲风等人谈诗。

蒲风展示他出版的十本诗集，并要送给叶剑英。叶剑英对蒲风说：“看样子你还不到30岁，就这么多产丰收，真不简单！”蒲风说：“请叶总多多指教。”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质量。现在抗战工作忙，要节约纸张和时间。”大家点头称是。叶剑英接着说：“听说你们不主张写旧体诗，不主张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通通打烂，是吗？”蒲风说：“从方向来说，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死框框太多，太古板，不易学，不易懂，要入历史博物馆，让位给新诗歌了。”叶剑英说：“我看不一定。”他指着在座的陈华说：“我看过他写的旧体诗，写得不错嘛。”陈华说：“叶总看到的是我在《抗战大学》上答读者问的那首诗吧。那是一首通俗化的旧体诗，是旧瓶装新酒的一种尝试。叶总过奖了。”

停了一会儿，叶剑英庄重地说：“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目前不能丢。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的外江戏、广州的粤剧，不光演《三娘教子》，也可以演《子教三娘》。群众还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以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接着，叶剑英从蒲风的十本诗集中挑选了《茫茫夜》《赤卫队》《明信片》三本，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悍，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倚马可待的诗文。希望你们多写好作品，为抗战救国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