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江青等家人信任之情到晚年更重

有理由认为，在“文革”进行了七年多的时间后，毛泽东想以新的政治格局安定形势。从内心来讲，他渴望着快点达到“大治”，他不愿意再“闹”了，更不愿意再大乱了。

乱乱哄哄地闹了七年多，全国人民早已思安思定，连毛泽东也开始思安思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靠“文革”起家的动乱势力，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这些人，论“文”不会治国，要“武”不能打仗，没有了动乱，就没有了他们生存的基础。更何况，林彪死了，他们认为夺取大权的机会来到了，怎么能甘心看着那些已经被他们打倒了的老干部重新回来掌权？江青一伙要想除掉这批老干部，首要的，就一定要把为首的周恩来先行除掉。于是，他们借助“批林批孔”掀起运动，其意所向，既不在林，也不在孔，而在批“周公”。

1974年到来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江青一伙人却一点儿也不闲着。1月12日，江青和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转发他们所炮制的“批林批孔”材料。毛泽东批准后，中央将此材料于1月18日转发全国。

1月24、25两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文革”大将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趁机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

两次批判大会后，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与此同时，江青还给国务院一些下属单位写信、送材料，煽动“批判”。江青没有任何政府和军队的职务，她是要借“批判”这个工具，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制造声势，以便批周，进而夺权。

2月，江青亲自出题，让她的“御用”写作班子，北大、清华的“梁效”（也就是“两校”）撰写《孔丘其人》，露骨放肆地攻击周恩来。

2月16日，江青在与其党羽开会时叫嚣说，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在的儒”。

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上公然攻击军队，说：解放军总参谋部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又召集军队一些人开会，江青狂妄地叫嚣：“就要整一整军队”，并亲自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夺取全军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江青等人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派仗。许多地方“战火”重燃，生产下降，工作瘫痪，经济再次遭到破坏。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文革”动乱势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

1974年1月31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在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支持下，坚持对军队系统不搞“四大”的问题做了布置。4月份，国务院还就扭转生产下降、不要成立造反派性质的组织和制止混乱局势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指示。

在江青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后，叶剑英愤然将会上迟群、谢静宜的讲话送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到，江青他们的确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如果继续下去，事态必然扩大，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对江青他们加以节制。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给他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复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发动“文革”时，他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顽劣本性，毛泽东知之甚深。但毕竟，江青是他的妻子。纵有千种不满、万般责备，毛泽东对江青，还是保护和有所倚重的。他可以不见江青，可以批评江青，可以节制江青，但是，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他的家人，他的心中，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依眷和信任。这种依眷信任之情，越到晚年，越加浓重。

对于江青等人所为，毛泽东已经一再批评了。但凡有点自知之明，都会有所收敛。江青一伙却认为，挨点批评不算什么，反正毛泽东垂垂老矣，已离不开他们这些“文革”卫士了。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倒更加变本加厉，于1974年3月再次挑起事端。

事情的起由，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我国政府要派团参加第六次联大特别会议。此时，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可能再出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这是我国在恢复联大合法权利后，中国政府重要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大会议，并将在本次会议上，向世界全面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纲领。毛泽东之所以提名邓小平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邓小平“文革”前多次代表中国的党和政府参加与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谈判和斗争，具有外交斗争经验。二、这是一个重要国际会议，应该让一个未来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人，代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言。在毛泽东心中，未来，将由邓小平代替生病的周恩来，主持中国今后的对外事务。

邓小平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加恼怒。出席联大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江青简直无法容忍。

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公然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24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仍表示反对，并无理地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此意转告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26日的政治局会上，与会成员一致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只有江青坚持己见，搅闹政治局会议。会后，周恩来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生气了。3月27日，他写信给江青，态度极为严厉：“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晚，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作者：邓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