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华盛顿的邀请

那是冷战最严重的时候，此前从未有苏联首脑访问过美国，大部分美国人对只知道赫鲁晓夫在同年夏天有名的“厨房辩论”中与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决斗”，还有三年前，他曾经恶狠狠地发出恫吓：“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历史终会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将会将你们埋葬”。在西方人眼中，赫鲁晓夫就是那位在联合国拿鞋子敲打会议桌的粗俗的，没有教养的乡巴佬。

但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不同，在斯大林时代末期，苏联官员都尽量避免出席西方国家大使馆的聚会，即使苏联人露面了也是脸上带着严肃而生硬的表情。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经常参加外交聚会，与宾客自由交谈，和记者开玩笑。

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说，“来自华盛顿的邀请出乎我们的意料，从未抱有这个期望，所以我们不仅没有打算近期访问没有，也不打算将来访问美国。……一开始我甚至不相信。事情来得太突然，简直不可思议，出乎意料但令人高兴。而且也很有意思。很想去看看美国。美国在我们关于国外的概念中和我们的想象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可是苏联最强有力的对手、资本主义各国的首领，是它给国外世界的整个反苏宣传定调子”。早在1958年赫鲁晓夫就向美国透露过访问的信息，但华盛顿方面没做出反应。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即将到来的访问是他的辉煌时刻，但是他也担心资本家和贵族看不起他这个原来的工人，为此，他在出发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仔细审阅由外交部和克格勃准备的材料，努力预测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同时秘书们为此次访问的各种场合准备发言稿，到达与离开时，早餐与午餐，在商业界和记者面前的发言稿。另一个智囊团对这些讲话稿重新进行审阅，唯一的目的就好让赫鲁晓夫在美国听众面前不致出什么差错。

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袖之一米高扬曾于1959年1月访问美国，在芝加哥有人向他扔鸡蛋，在洛杉矶抗议者扛着一个敞口的棺材，上面写着“米高扬，去死吧”。普通美国人对于赫鲁晓夫来访一事反应不一。几百名愤怒的美国人向国会寄信、发电报，表示抗议；但也有数百名美国人热情地向苏联使馆发出了友好的邀请，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去他们家、他们所居住的城镇或者当地集市参观做客。“如果您真的打算成行”明尼苏达州苹果节主席在给赫鲁晓夫的信里这样写道，“请一定通知我们”。

美国的媒体也异常关注，《纽约每日新闻》的标题是“赫鲁晓夫：常人还是恶魔？”当苏联代表团到来，其成员还会看到，《纽约时报》大楼上竖立着一面大电子屏幕，上面放映一个短动画片：一个像赫鲁晓夫的胖子拿着箱子向美国奔跑，但是看到自由女神像之后，惊恐的扔下箱子慌忙回头逃去。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的专机缓缓降落在安德鲁空军基地。他身穿军服，上面挂满了勋章，头顶光秃秃的，身高5英尺5英寸多点，但体重将近200磅，脸圆嘟嘟的，配上明亮的蓝眼睛、颊上的疣子和带缝隙的牙齿，还有那个大肚皮，好像刚从西瓜店行窃出来。当他走下舷梯，与艾森豪威尔握手致意时，人群中一位女士惊叹道：“多有趣的小个子啊！”

后来的事情更有趣。当艾森豪威尔宣读一篇欢迎稿时，赫鲁晓夫毫不在乎地做着鬼脸；他挥动帽子，冲一名小女孩挤眼睛；他夸张地扭着头，目送一只蝴蝶飞过。一名记者写道，通过故意为之的老歌舞演员式的杂耍，赫鲁晓夫完全抢了艾森豪威尔的风头。

就这样，苏联历史编撰者所谓的“惊动世界的13天”访问开始了，苏联人说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访问”。

  好莱坞盛宴

第二天，赫鲁晓夫游历了马里兰州一个农场，在那里他抚摸着一头猪，抱怨它长得太肥了，然后他又抓过一只火鸡，抱怨它长得太小了。他参观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建议其成员逐渐习惯共产主义的存在，并拿自己的脸打了个比方：“那个疣子就长在那儿，我也拿它没办法。”

次日一早，赫鲁晓夫将表演场地换到纽约市，陪同者是官方指定导游、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赫鲁晓夫发现纽约是“一个庞大而喧闹的城市，充斥着大量的霓虹灯和汽车，因此大量的废气仍人感到窒息”。在曼哈顿，赫鲁晓夫与资本家们展开争论，这三十个资本家每人都控制着不下一亿美元的资产。赫鲁晓夫与资本主义象征、纽约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摆出拳击姿势留影。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些人就是那种“典型的资本家，与我们内战时期印刷的海报上的人物相仿——只是他们没长着我们的艺术家经常在他们脸上安上的猪嘴”。

第五天9月19日，这位爱吵架的共产党人飞到了好莱坞。在那儿，“超现实荒诞剧”才真正开始。

20世纪福克斯公司此前邀请赫鲁晓夫观看《康康舞》的拍摄，这是一部歌舞片，反映的是19世纪末巴黎歌舞女郎的生活。为让这次交易显得更甜蜜，20世纪福克斯公司还邀请苏联总理在其优雅的内部餐厅享用午宴，在那里赫鲁晓夫可以与好莱坞最耀眼的明星一起分面包。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餐厅只能容得下400人，但几乎好莱坞每个人都想参加这次宴会。

“在好莱坞多姿多彩的历史上，这是最为激烈的一场社交混战，人人都在讨论谁有资格参加这次午宴”《纽约时报》这样写道。

好莱坞明星们如此渴望获邀参加“赫鲁晓夫午宴”，早已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丢在脑后。自1947年来，这种恐惧就一直统治着好莱坞，那一年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电影业大肆展开调查，列出一份假想中的共产党黑名单，直到1959年，许多人还受到怀疑和迫害。而如今，那些偶尔和共产主义剧作家一起吃个快餐都吓得要死的制片人不顾一切，想和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午餐，并唯恐天下不知。

也有少数人比如罗纳德·里根拒绝了收到的邀请，以表示对赫鲁晓夫的抗议，但是他们让出来的空位绝对装不下那些哭着喊着要参加的人。为了缓解压力，21世纪福克斯公司宣布不会邀请经纪人或明星的配偶，关于经纪人的禁令几天内就灰飞烟灭，但关于配偶的规定坚持下来了。也有一些夫妇一起出席，但那是因为他们都是明星——比如伊丽莎白·泰勒和埃迪·费希尔。玛丽莲·梦露的丈夫、剧作家阿瑟·米勒本来也有资格，但是他被要求待在家里，因为他是名左派，曾受到众议院委员会调查，在当局眼中过于激进，不适合跟共产党领导人吃饭。

梦露的女佣莉娜·佩皮托在回忆录中写道，“玛丽莲根本不明白赫鲁晓夫是谁，但公司坚持要她去。他们告诉玛丽莲，在苏联，美国意味着两件事情：可口可乐和玛丽莲·梦露。她很喜欢听这种话，就同意了……她告诉我，公司希望她跟苏联总理见面时，穿着最紧身、最性感的衣服。”

好莱坞的国王和王后们——男士穿着黑色礼服、女士们身着名贵的裙子戴着闪烁的珠宝，都在等待赫鲁晓夫，“这是多年来我参加的活动中，最像好莱坞大型葬礼的一次”，目睹这一盛况的好莱坞导演马克·罗布森说。

公司里还挤满了便衣警察，有美国的，也有苏联的。他们检查着外面的灌木丛，每张桌子上摆着的鲜花，还有男士和女士更衣间。在厨房里，来自农业土壤学实验室的化学家雷伊·平克对食物进行放射性检查，他也检查了苏联总理将坐在那里观看《康康舞》摄制的包厢。

当赫鲁晓夫的车队缓缓驶向20世纪福克斯公司时，明星们通过电视看着直播，餐厅四周都摆了电视，明星们看着赫鲁晓夫从一辆豪华轿车里钻出来，与公司老板派罗斯·斯库拉斯握着手。 过了一会儿斯库拉斯引领着赫鲁晓夫走进餐厅，明星们都起立鼓掌致意。根据《洛杉矶时报》严谨的描写，掌声“比较友好但不算热烈” 赫鲁晓夫在贵宾桌就座。 随着侍者们开始上菜——乳鸽、野米饭、巴黎土豆、豌豆配洋葱——曾经扮演过摩西、凯撒的查尔顿·赫斯顿试图跟旁边坐着的苏联作家米哈伊尔·肖霍洛夫展开交谈，“我曾经读过您作品的节选”，赫斯顿说。

“谢谢”，肖霍洛夫回答，“如果拿到您的一些电影，我也一定会看上那么几段”。

交锋

当侍者开始撤盘的时候，派罗斯·斯库拉斯站起来发表演讲。66岁的斯库拉斯个子不高，但身体健壮，也是秃头，颇像赫鲁晓夫。而他忽高忽低的音调和浓重的口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有着可怕的希腊口音，就像《周末夜现场》的表演”《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说，每个人都在笑。 赫鲁晓夫听斯库拉斯讲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对着翻译耳语：“干吗替我翻译？他更需要你”。

为了不让美国纳税人花钱，福克斯为此次午餐会埋单。公司老板斯库拉斯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其经历是典型的美国成功故事。斯库拉斯生于希腊牧羊人之家， 17岁的时候移民美国，在圣路易安落脚，先是卖报、卖票，存下一笔钱，然后和两个兄弟一起，投资电影院。1932年，他管理着拥有500家电影院的连锁机构，十年前开始执掌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他努力想通过自己从不名一文到腰缠万贯的成长经历来告诉苏联客人“我真诚地请您看看我”，他站在讲台上，对赫鲁晓夫说，“我是移民中一个例子，和两个兄弟一起来到这个国家。因为美国的机会平等机制，我现在幸运地成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主席。”

与赫鲁晓夫一路上遇到的很多餐后演说者一样，斯库拉斯想给赫鲁晓夫上一堂资本主义的宣传可：“资本主义体制，或者说价格体制，不应受到抨击，而是应予以认真的分析——否则美国永远都不会存在。”后来《与美国面对面》报道说：斯库拉斯的那些话都是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地方事先编排好的，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驳倒赫鲁晓夫。

斯库拉斯说他最近访问了苏联，发现那里“好心的人们为美国数百万失业者感到伤心”。他转向赫鲁晓夫：“请告诉您善良的人民，在美国没有什么失业者可让他们担心”。

听到这话，赫鲁晓夫忍不住激烈反驳。“让你们的国务院不要向我们提供这些失业数据”他说，“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我。那是你们的数据。我只是读者，不是作者”。 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笑声。

当斯库拉斯坐下，赫鲁晓夫微笑着走上讲台，邀请美国明星们去苏联访问：请来吧，他说，我们会用我们传统的俄罗斯派招待你们。

他转向斯库拉斯——“我亲爱的希腊兄弟”——说他对斯库拉斯从穷光蛋到富翁的资本主义奋斗故事印象深刻，但是接着就讲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从穷光蛋到富翁的奋斗故事。“从刚会走路，我就开始工作了，”他说，“我为资本家放牛。那是15岁以前的事。之后我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工厂里工作，然后去法国人开的矿里干活。”他停顿了一下，微笑，“今天，我是伟大的苏维埃国家的总理。”

45分钟的演讲之后，他似乎要进行亲切的结尾了。然后赫鲁晓夫突然想起了迪士尼。就在不久之前，他被告知不能去迪士尼，洛杉矶警察局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赫鲁晓夫问在座的明星们：为什么不能去？怎么回事？你们在那里安装了导弹发射架吗？’” 听众大笑。

他说，“听听他们是怎么对我说的：我们———就是说美国当局———不能保证您在那儿的安全”。

“这是什么意思？那里发生了瘟疫吗？或者是被黑帮占领了？你们的警察是如此粗野，甚至可以抓着公牛的角把它抬走。如果那里有黑帮，他们肯定可以恢复秩序。我说，我非常想去看看迪士尼。他们说，我们不能保证您的安全。那我该怎么办，自杀吗？”

这时候的赫鲁晓夫看上去更像是发怒，而非开玩笑。他脸涨得通红，拳头在空中挥舞。

午宴结束了，斯库拉斯带着赫鲁晓夫前往《康康舞》拍摄现场，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好莱坞“早已不拍摄进步电影了，我们参观时适逢一群浓妆艳抹、衣着华丽的漂亮姑娘跳康康舞。这些舞蹈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不太体面，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片段”。第二天在与旧金山工会领导人的激烈交锋中，赫鲁晓夫站起来，转过身去，撩起外套，模仿“康康舞”的动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自由——让女孩子露出后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这是色情，是资本主义制度让这些女孩子变成这样的”。

由于去不了迪士尼，东道主安排赫鲁晓夫乘坐封闭的防弹车“在洛杉矶实际上是漫无目的转悠了两个小时”。他们的汽车曾停在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妇女旁边，她一手拿着一面黑旗，一手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去死吧，赫鲁晓夫，你这个匈牙利人的屠夫。

当天晚上，在可容纳500人的大使饭店，洛杉矶市长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我听说那个市长是一个共和党人，持极端的反苏立场，因此可能会捣什么鬼。

这类招待会是私人掏钱，入场券非常贵，席间赫鲁晓夫的邻座是个十分富有的女人，赫鲁晓夫回忆说，她和我讲了一些亲切的话，主要是她找话攀谈。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尊重苏联。我能想到她心里想，多激动人心啊，一只真正的俄国熊就在这里，在俄国，满街都是俄国熊，而这只就坐在我旁边，但为什么他不咆哮呢？这情景让赫鲁晓夫想到他14岁时去马戏团看大象的情景。

当市长致欢迎辞时，提及了赫鲁晓夫那篇著名的“我们将会将你们埋葬”的演讲，赫鲁晓夫难以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这位市长说：你们不会埋葬我们，赫鲁晓夫先生，所以不要做无谓的努力。如果受到挑战，我们会战斗到底的。

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他说，你们知道，我是带着善意来到这里的，但是你们中的有些人总是希望把严肃的事情最后搞成一个笑话。或许有些人会将他和他的代表团看成是“来乞求和平的穷亲戚”。也许他们邀请他来就是为了给他一个“见见世面”的机会，让他看到美国的强大与实力，好使他膝盖发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随时随地做好了回国的准备。“华盛顿机场停着我们的飞机，我随时可以把将它召到这里来，从此处飞回苏联”。

当赫鲁晓夫慷慨陈词的时候，餐厅陷入了可怕的沉寂中。赫鲁晓夫说，我一番话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某位美国大使夫人流下了眼泪。她是个容易激动的女人，她觉得如果赫鲁晓夫走掉，几乎马上就会爆发战争。

回到宾馆后，赫鲁晓夫还是非常气愤，不过在美国特使洛奇的劝说下，赫鲁晓夫没有拒绝继续在美国参观旅行，第二天苏联来访团就前往旧金山去了，不过洛杉矶市政府没有人前来为他们送行。

作者：陶涛 来源：《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