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

本文原载于《红广角》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领导人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叶剑英真心诚意地把华国锋誉为“英明领袖”介绍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复出了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据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在《叶剑英力促邓小平复出》一文中讲，当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帮”之次日“飞车”赶到邓家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时，邓小平及全家都无比兴奋，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这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还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激动心情。有人责备华国锋，对邓的信没有立刻作出反应。也有人说，叶剑英在为邓小平的复出尽力，而华国锋却阻挠邓的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生前下的决心，华国锋怎么能在毛泽东逝世刚满一个月就宣布停止批邓、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毋庸讳言，华国锋当时在对待邓的问题上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的。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解决邓小平问题有他自己的步骤：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

1976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谈到1977年的任务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初，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社论，也没有再提“批邓”。

1976年12月初，邓小平前列腺病发，到301医院治疗。当邓小平还在301医院疗养之际，叶剑英在玉泉山九号楼就不止一次地向华国锋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工作，华均未反对，只表示，“要做党内外转弯工作，水到渠成。”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①

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公开表态：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解决邓小平同志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②华国锋继续说，“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③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5月3日，经华国锋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将邓小平4月10日的这封信连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华国锋的信一起转发给全党。这应该说是华国锋为邓小平复出创造的最有利的条件，也是所作的最好的准备。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很明显，是华国锋和中央高层的策略考虑。

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在其口述历史中讲，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④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华国锋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态度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并相继被多家主流报刊转载。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发表，即招来中央上层一些领导人的严厉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了与中央领导人不合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就受到追究，组织、引领这篇文章和推动这一讨论的胡耀邦就被停止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领导职务。究其原因，华国锋对“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持的克制、宽容的态度是相当重要的。在一次会议上，后来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任重当面问华国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国锋答道，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掌握中国党政军最高最大权杖，他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他在家里跟亲友拉家常时告诉亲友说，我多次强调，要多宣传老一代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这方面，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有记载：“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

华国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8年年底，华国锋名正言顺地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时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于光远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会。他后来在《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文中写道：“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的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于光远后来曾说，对于华国锋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让大家畅开讲话。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在《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那篇文章中写道：“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胡德平继续写道，“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胡德平对华国锋评价道：“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华国锋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是国人有目共睹的。像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这种将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极其重大的举动，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他不点头、不同意、不拍板，哪个人都是不能办的。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政治局内反对者占上风。华国锋顶着巨大压力，在叶帅支持下直接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布置的，才使“天安门事件”得以迅速平反。这个中内情至今尚鲜为人知。⑤

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曾评价华国锋，说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他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笔者认为，在这句话的后面应该再加上半句：“但他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华国锋与毛泽东

华国锋本姓苏，原名苏铸，1921年2月16日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县城——天宁镇永宁南路四十六号一个手工业者家庭。

1938年6月，十七岁的苏铸离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交城县牺牲救国同盟抗日游击队，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参加革命后，苏铸为自己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

1951年，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华国锋当上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这一历史机缘必然会引起毛泽东对他格外的注意和栽培。

1955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了华国锋的名字。那一年的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在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郁湘潭乡土气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使得他记下了华国锋这个名字。1955年秋，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在此之后不久，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又来到湖南，在长沙约见了已担任湖南省副省长但仍兼中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这一次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冲，华国锋名列在陪同的领导干部之中。同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中共中央调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湖南省委的当权派，华国锋也受到冲击、揪斗和抄家，因毛泽东和周恩来保了他，他便很快被“解放”，先后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告诉斯诺，他的家乡湖南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物也出了几个。第一人便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华国锋当时才四十九岁，毛泽东却亲切地称他为“老人”。毛泽东口中的“老人”，绝不是指的年纪，而极可能是指华的品德和在湖南工作的历史。但不管怎样，毛泽东称华国锋为“老人”，表明了毛对华的特别关注和信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过明文规定设“第一副主席”。这样，刚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便名列在王洪文、叶剑英之前——周恩来生前所处的位置……

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赵紫阳接任。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在离开党和国家权力核心后，尽管身居简出、颐养天年，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在党的第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被连续选为中央委员，特别是在党的第十五大上，华国锋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在党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满头白发的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可谓意味深长。从党的九大至十五大，华国锋连续七届当选为中央委员，连续九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创记录的。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七岁。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