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必须住院治疗。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再度复出，负责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顶住“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力，开始了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短短一年，就使国民经济、文化教育、部队建设等各方面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1、毛泽东说：王洪文不如邓小平

　　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推荐，1974年10月4日，他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

　　江青预感邓小平有可能在四届人大上接替周恩来，正式主持国务院工作，就导演了一连串妄图由她“组阁”的闹剧，特别是“风庆轮”事件。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很快得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向即将赴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很清楚，争论的焦点是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帮”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嘱告王海容、唐闻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王洪文也到了。毛泽东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边木然。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这次王洪文似乎听懂了，十分尴尬。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郑重地点了点头。

　　由此，在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间毛泽东还指定邓小平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不超过5000字。邓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务。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又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在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2、邓小平治铁路拉开整顿序幕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十分严峻，“四人帮”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闹派性、搞分裂，社会秩序也很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军队也存在严重问题。经过第二次“起落”的邓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时深入思考的治国之策付诸实施。

　　1月15日，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优良传统要恢复，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以此为开端，整顿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条战线逐步展开。

　　回想起从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时，特快列车竟晚点3个多小时的情景，邓小平决定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几位省、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邓小平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他谈到，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第9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万里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 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了计划。铁路整顿初见成效。

　　3、邓小平与“四人帮”针锋相对

　　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但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

　　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毛泽东很重视，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发。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终于，王洪文坚持不住，做了点自我批评。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革”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4、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战线，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对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灾区”。教育部长周荣鑫说：“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这时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蔑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好节目重新公演。

　　在农业战线，为了调整党的经济政策，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成效十分显著。

　　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程度上的克服，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迅速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在这一时期内还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成通车。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自1972年起陆续谈判进口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建设安装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军工生产经过整顿，面貌也有改变。中央还决定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支出。对外 经济援助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多一点，以后逐渐上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升到占财政总支出的6.3%。1973年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2%，主要是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的援助，已超过了国力所能担负的程度。因此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财政总支出的5%以下。全国财政当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全面整顿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提供的又一次良机。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

　　本文摘自《聚焦人民大会堂》，金圣基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