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官僚主义是一种病症”

钟波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原标题：周恩来：“官僚主义是一种病症”

1963年4月30日，一艘名为“跃进号”的货轮，满载着1.3万吨玉米从青岛港出发，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当时，国际形势严峻，西方国家经济上对华严密封锁，中国对外贸易和远洋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轮，困难重重。“跃进号”的建成投产将缓解依靠租用外轮的状况，成为新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宣传这可喜成就，邮电部曾特地发行特种邮票。然而，让满怀期待的国人惊愕的是，刚出发1天，即传来“跃进号”沉没的消息。这是新中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首航即遭沉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5月2日、3日、7日，周恩来四次约见有关人员，谈“跃进号”沉没事件，要求进行严密调查，尽快弄清事情真相。5月12日，他冒着浓雾飞往上海组织现场调查，对海军舰队负责人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为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当甩手掌柜。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他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力亲为，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最终确认货轮系触礁沉没。但事件本身，留给人们太多思索。就在货轮沉没事件发生前后，交通部门还连续发生多起事故，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系列事故，暴露出了从交通部到所属单位各级领导思想麻痹、工作粗糙、无人负责等多个方面的严重问题。

5月24日，周恩来在时任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的报告上批示道：“一句话，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

5月29日，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作专题报告时，对着在座的200多位部长们，周恩来以此为例讲道：“跃进号”货轮的沉没，这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归因在于犯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在报告中，周恩来特别把官僚主义提出来进行了解剖。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官僚主义这个问题？

古往今来，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周恩来说，一旦犯上官僚主义这个病，那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党是掌握政权的，是掌握实际工作的，人权、财权、物权都在手上。它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了解真实情况，不重视调查研究，不研究党的路线、政策，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不钻研具体业务，高高在上，乱发命令，迷失方向，漠视群众的利益，使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受到阻碍，不能贯彻到群众中去。

周恩来说，官僚主义是一种病症，如果我们对官僚主义不提起足够的注意，不论干部、不论群众，就会慢慢地蜕化下去。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就是革命的意志衰退。一个人，到了革命意志衰退时，他就消极怠工了，他就满足现状了。其结果，必然就会走到蜕化变质。如果不改的话，如果我们中国的党、中国的干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群众团体，都允许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就如同毛主席常说的，我们党就要变质，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搞不好，我们要亡党、亡头，也就是说，党要亡了，头要掉下来，要把问题提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所以，我们要把官僚主义这个病特别提出来，认识而不是漠视，反对而不是沾染，治疗而不是放任。

官僚主义这个病有哪些症状？

望闻问切，得了官僚主义的病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周恩来说，官僚主义者有各种表现，总的特征是不把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而摆出一个官老爷的架子，不以平等待人，拒绝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对上闹分散主义，不报告、不汇报，多少事情党中央或者国务院不晓得，常常是由这么来的；对下则滋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闹独立性。

具体说来，有这么二十种类型：

第一种，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上脱离党的领导，下脱离群众，这是最严重的一种。）

第二种，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

第三种，无头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

第四种，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

第五种，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很恶劣的一种。）

第六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

第七种，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

第八种，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

第九种，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和前一种差不太多，都属于不作为混日子。）

第十种，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第十一种，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

第十二种，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

第十三种，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第十四种，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

第十五种，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这种必然引起贪污、腐化、浪费。）

第十六种，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

第十七种，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当班长的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会民主集中，要领导起来，团结起来，要先责备自己。）

第十八种，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种的严重性，就是容易生长出更大的危险来。）

第十九种，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

第二十种，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

以上种种，周恩来说，是自己用十多天的时间，狠狠地研究了一下，概括出来的，挂一漏万，都是严重的，危险的，有害的。

官僚主义这个病是怎样得上的？

治病救人，官僚主义这个病因是什么呢？

周恩来说，只要你高高在上，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就有犯官僚主义的可能。分析来看，官僚主义有它思想上、社会上、历史上的根源。

从思想根源来看，在中国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又有封建阶级的家长制和农奴主思想作风。比如，一部《红楼梦》就有一大堆的奴仆，被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所统治。此外，还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官老爷思想。

从社会根源来看，旧的习惯势力，还相当的大，相当的深。尤其是这个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一下子就会拆垮的。正如毛主席常比方的，我们这个屋子里头，即使换了空气，可是墙角里头的灰尘如果不扫，它还不会去掉，稍微一遇到风，就又吹起来了。中国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在我们不少干部的身上，还沾着，还没有去净，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就起来了。

从历史根源来看，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我们是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重新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但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对中国是有深远影响的，官僚主义是有它长期的传统势力的。

所以，在中国，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相当肥沃的，正如列宁说过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还有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人们。

官僚主义这个病能不能治？

惩前毖后，那么这个病有没有、能不能治呢？我们的答案是：有的。

周恩来说，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而不是不闻不问，不是马马虎虎，不是掉以轻心，不是随随便便，那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

首先，还是认识和实践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这是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为了提高我们的认识，就必须学习，还必须到实践中去考验，不能空谈。

第二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抓。周恩来说，从上而下，从党组成员开始，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要“洗洗澡”，从根子上挖掉官僚主义的病症，并且把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底，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半途而废，或者空话连篇，只说不做，或者在检查的时候也很沉痛，甚至流下了泪，可是说了不改。

第三是要建立一套制度。周恩来说，要有一套制度，就可以治这个官僚主义，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这是最可靠的保证。因此，要完善机关的工作制度，使群众的监督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他特别讲到，要使干部交流成为一种经常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制度，要反对能上不能下（在哪一级工作，就不能变更了）、能里不能外（作了京官就不能外放了）的习惯，更要反对把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看成是自己的衙门、领邑的思想和做法。

总之，官僚主义在我们的执政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十分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是绝不能容许的。为着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为有力，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为强大，为着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这个病症，必须清除。（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