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邹有华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教师；1984年，邹有智考进了国企；1991年，邹有信被分配当上小学教师。

　　老邹家三个儿子在上世纪80、90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

　　再后来，有人追赶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浪潮，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深漂……

　　资料图：人才市场一角。韩章云 摄

　　接班

　　1983年，仅仅读了初中的邹有华，在26岁时候顶替了父亲的教师岗位。对此，家里当时还在读“大学”的老二邹有智内心颇为不满。

　　“老大刚退伍没有工作，还要养两个小孩不容易，你现在读大学(实际是技术学院)，将来有更好的路子。”父亲苦口婆心，劝邹有智别往心里去。

　　父亲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前一年退休，就是为了让邹有华的工作有着落，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

　　顶替，也叫接班。1956年1月14日，原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首次提出，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即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

　　这一制度在1990年底被彻底废除，邹有华赶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车。

　　“坐上车”的邹有华文化程度不高，又当上了老师，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质矛盾的集中表现。虽然能领上工资，邹有华在学校却跟不上教学节奏，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工作。

　　老二邹有智1983年高考落榜之后考进了一家技术学院，也就是父亲口中的“大学”。

　　1984年，在大哥邹有华迷茫的那段时间，当时19岁的邹有智在学校遇上了一家国有企业的招工考试，并且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就职批准。

　　“那一年刚定了亲，家里掏了不少钱(条件困难)，自己根本无心学习，所以学没上完，就去单位报到了。”邹有智通过招工考试找到了这份月薪37元的工作。

　　资料图：长三角地区高校本硕博毕业生、社会人才等在对接会现场咨询招聘信息。　鲁毅 摄

　　分配

　　1984年，中国恢复高考第8年，廖萍一边放牛一边学习考上了贵州医学院。她真切地体会了“知识改变命运”，当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贵阳当地一家医院知名的主任医师。

　　毕业后，廖萍和男友通过“统招”分配方式选择到同一个地方就业，廖萍选择了医院，男友则分配到了免疫站。

　　所谓的“分配”是1981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原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即对毕业生的分配确定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抽成调剂，分级安排’的办法”。

　　实际上，除了地方上的选择，工作的好坏也是当时许多学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庭的心愿。

　　什么叫好单位？有学者表示：“那时，人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或服务业。”

　　1989年，邹有华的三弟邹有信高中毕业考上了当地一家师范学院，3年学成后通过定向分配，到了离家50公里的镇上当小学老师，一个月工资68元，彼时大哥邹有华接班父亲的岗位已经6年之久，工资是新人教师的两倍左右。

　　与此同时，邹有信的同学林惠仪以统招形式，选择了自家镇上的小学入职。

　　1999年以后，邹有信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根据当时的要求，小学教师评级、退休凭职称有学历要求。”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邹有信和同龄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推动人才流动、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这种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1996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但直到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终成往事。

　　此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跳槽”。

　　资料图：2018年广西中高级人才交流大会现场。　黄艳梅 摄

　　下海

　　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考试找工作、分配找工作，还有一批人快速接触到“开放”的信息，开始了创业之旅，当时称为“下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廖萍的大哥廖健平听说蜂窝煤生意很挣钱，就自掏腰包去城里学了蜂窝煤技术，在乡下做起了蜂窝煤生意。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农村的取暖、做饭主要靠火炉燃烧煤块，由于煤炭储存和生产的季节性，到了夏天就换成了烧柴，“但柴火得一直加，很麻烦。”

　　廖健平将煤渣、黄土、水和煤块混合，打成蜂窝的形状，卖到农村，价格便宜不说，还方便许多。

　　“1块钱一堆的煤渣通过技术加工之后做成蜂窝煤，价格翻了10倍！”廖健平因为蜂窝煤生意成了镇上第一个“万元户”。

　　“万元户”这个词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指存款或者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民户。

　　“万元户”年代的米价每斤0.14元，肉价每斤0.95元，走亲戚送礼2元左右，压岁钱0.1-0.2元，1万元代表着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1990年，廖萍的二哥廖建军用家里资助的几千块做起始资金，干起了肥料供应商。不过他的生意模式和当时“开门店等人上门买东西”的模式不同，他是“送货上门”。

　　当时廖建军的朋友有一辆大卡车，农民只需要在他店里下了订单，廖建军就可以用卡车送货上门。“当时农民买东西都是需要等到赶集，买了东西还要自己背回去。”因此，送货上门的肥料深得大家的喜爱。

　　廖建军还有一个商业小秘密，在资金充足之后，他会在淡季的时候去肥料厂囤货，在农忙的时候卖出去。本身送货上门就有优势，加上淡旺季肥料的差价，廖建军的生意如火如荼。

　　生意的成功让廖建军家里的小女儿在90年代初就玩上了迪士尼的雪花机，也让家人在那个年代有条件吃上100块钱一颗的抗癌药。

　　资料图：人才市场里的求职者。　韩章云 摄

　　北漂

　　2010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100万人竞争1.5万余岗位。邹有智的女儿邹莹莹是参考大军中的一员。那一年她26岁，第三次参加公务员考试，家里人盼得着急，她也考得恼火。

　　在此期间，她同时还报考了县城几家银行、电视台招聘，只不过，都无疾而终。

　　“望子成龙最好是当公务员，望女成凤最佳是进事业单位。”那几年，在家长的眼中，无论公务员、事业单位中的哪一个，都代表着一只“铁饭碗”。

　　2010年邹莹莹公务员考试又一次落榜，家里人对这个已经毕业3年、即将“奔三”的女孩生出了更多的担忧。

　　“要不再试试隔壁县的教师岗位？”教师，是家人们最后的底线。当老师，工资低了点，福利少了点，但起码稳定！还有3个多月的带薪休假！

　　2011年，邹莹莹一共跑了近40场考试，最终考上了临县一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教师的岗位。至此，邹莹莹解脱了，家人们也松了一口气。

　　资料图：公务员考试临近，天津一家公务员培训班里“人满为患”。　张道正 摄

　　2014年，邹莹莹的表妹吴筱大学毕业，“这孩子不听话，安排好的路不愿意走，非要出去活受罪。”

　　父母说的“活受罪”，指的是吴筱放弃了当地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岗位，非要去深圳“见世面”，做一个水土不服的“深漂”。

　　“我一生下来就在以家为中心的方圆几十公里转悠，从小学到大学，连最后找工作都在离家两站公交站的地方。”吴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但绝不是父母安排的这样。

　　2015年刚过完年，吴筱就收拾了行李，和朋友一起到深圳一家创业公司上班，在这里她见识到了“996”的工作模式，体验了自力更生的无助，也真正明白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道理。

　　过去3年，吴筱在深圳一家报社做过调查记者，去过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过品牌策划，现在她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公关，成为“北漂”。吴筱目前正在准备明年去香港进修的事情，“算是充实自己，也算是给这几年一直忙碌的自己放个假。”

　　1978年离现在的我们相去甚远，但改革开放的影响始终如影相随。从接班、招工考试、分配工作到自主就业，年轻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从养家糊口的基本需求演变到对自由、梦想的追求。(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作者 姚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