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沉湖。王永更摄（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图片）

　　4月初，武汉东湖西岸的一栋老建筑楼里，湖北省档案馆的5名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张照片固定在硬纸板上。他们要把5000多张湖泊照片，每60张汇编成一盒，做成湖北省湖泊的照片档案。

　　这是湖北省档案局建立湖泊档案、抢救湖泊信息，给湖泊上“户口”的收尾工作。

　　一张张美如仙境的照片，连同一册册文本档案，记录着湖北省湖泊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这个“千湖之省”曾经的“残湖之痛”和今日亡羊补牢，“护湖治湖”带来的“湖运”之变。

　　必须弄清湖泊的“前世今生”

　　坐拥古代大湖“云梦泽”故地，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美誉。2016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举办了一次“千湖之省·碧水长流”大型湖泊图片展，参展的观众第一次看到一张154年前的湖北省地图。在这张绘制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如山水画般的地图上，湖北全省百亩以上的天然湖泊有1500个。

　　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志》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省百亩以上的湖泊1332个；到了20世纪80年代，水利部门做的湖泊普查显示，因围湖造田，全省百亩以上的湖泊只剩下843个；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市建设导致一些城市内湖被填平、侵占，201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28个。

　　另一组数据，同样在讲述着“千湖之省”遭遇过的“残湖之痛”。湖北省百亩以上湖泊的总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528.2平方千米，缩小到2012年的2705.984平方千米。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一场“向荒湖进军，插秧插到湖中心”的运动，在“千湖之省”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那个“以粮为纲、全面插秧”的年代，全省湖区开展了大规模、高强度的围湖造田运动，导致三湖、白鹭湖等原本100平方千米左右的著名大湖从江汉平原“蒸发”，曾经的湖北第一大湖——洪湖，“瘦身”一半。

　　此后，一些城中湖和近郊湖，在城市扩张和房地产开发大潮中，在钢筋水泥的挤压下，一步步退缩乃至消亡，一个个碧波长湖变成了一栋栋楼宇、一条条马路。在“百湖之市”武汉，小东湖、玻璃荡子、茶叶港、倒口湖等城中湖，逐渐没了踪迹。

　　“千湖之省”，是湖北美丽的名片，湖泊星罗棋布，向来为荆楚儿女自豪。众多的湖泊，犹如“长江之肾”，吞吐、调蓄江水，更成就了历史上“湖广熟，天下足”的美名。然而，随着湖泊的大面积消失，湖泊调蓄长江的功能大幅萎缩，水旱灾害频发，最近的就有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让湖北人不仅对湖泊的消亡痛在心上，更痛在家园的损毁上。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千湖之省”湖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为指引，转变发展理念，湖泊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成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对“千湖之省”来说，关于大小湖泊的前世今生、生态变迁的数据等基础信息，是“护湖治湖”的重要参考。但一度由于“把湖泊不当回事”，大规模“围湖造田”“填湖盖楼”，关于湖泊的基础信息，自然不被重视。

　　湖北省档案局馆室处处长丁洪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以前湖北虽然号称“千湖之省”，但要想拿出这千湖的名称、详细史料以及具体生态状况，没有一个部门能做到，很多部门对湖泊的记录也很零散。

　　“护湖治湖”，加紧抢救湖泊史料和信息，成为湖北生态文明建设中一项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一湖一档”，给湖泊上“户口”

　　为每个湖泊建立完整的档案，这项工作被湖北省湖泊和档案部门形象地比喻为给湖泊上“户口”。这项浩繁的资料收集工作，始于对湖泊的实地勘测。2012年，湖北省开始对全省100亩以上及100亩以下的城中湖，逐一勘测查清，登记造册，突出“湖泊名称、面积、水质、水量”四大重点指标，兼顾水生物。

　　历时一年，“一湖一勘”任务完成，“千湖之省”的“湖泊户口簿”初现雏形。

　　2012年10月1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施行，《条例》对政府职责、湖泊保护规划和保护范围、湖泊水资源保护、湖泊水污染防治、湖泊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及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等，做了细致的制度设计。

　　次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省级湖泊局。

　　在湖北省湖泊局综合监管处处长张笑天看来，湖北的湖泊保护，从此有了专门的政策依据和职能部门，“此后湖泊数量不准减少，湖泊面积不允许缩小，再有侵占湖泊的行为，就会有人依规去管。”

　　建章立制、专设机构，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要还清半个世纪拖欠的生态旧账，实现湖泊的生态治理与修复，亟须一套更为完整、翔实的“湖泊户口簿”。2013年4月，湖北省政府启动《湖北省湖泊志》编纂工作，为每一个湖泊树立一座“文字之碑”。2015年年初，历时近两年时间，500万字，涵盖列入湖泊保护名录的755个天然湖泊和6725座人工湖泊(水库)的《湖北省湖泊志》正式出版。

　　这既是一部记载湖北重要湖泊自然、地理和历史的百科全书，又是一部描述湖北湖泊保护、开发和利用状况的人文著作。这套书的三册大部头，详细地记录着一个个湖泊的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历史变迁、自然和人文景观、湖区经济、诗词歌赋等生态信息和人文记忆。

　　在历史上第一次，湖北省的每一个湖泊都有了专门的“户口”。

　　2016年初，为了进一步完善湖泊信息、为湖泊保护提供必要的档案资料，湖北省档案部门主动出击，寻求与省水利厅、省湖泊局等部门的合作，广泛动员民间力量，以文本和图片两种形式，为全省755个湖泊建立了“一湖一档”。

　　于是，湖北又有了一套内容翔实、资料完整的“湖泊户口簿”。

　　如今，一册册装帧规范的档案卷宗，静静地珍藏在湖北省档案馆的老楼里，向人们讲述“千湖之省”湖泊的水陆边界和前世今生，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湖泊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

　　“湖长”如同湖泊的“户主”

　　在完成湖泊勘界、给湖泊初步“上户口”之后，湖北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编制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并划定湖泊保护范围，确定保护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向社会公示。

　　其中，湖泊设计洪水位以外区域对湖泊保护有重要作用的，划为湖泊保护区。城市规划区内的湖泊，湖泊设计洪水位以外不少于50米的区域为湖泊保护区。在湖泊保护区外围，根据需要划定湖泊控制区，原则上不少于保护区外围500米的范围。

　　“从2014年开始，武汉对全市166个湖泊划定‘三线一路’的保护范围，由蓝线(水域线)、绿线(绿化用地线)、灰线(外围控制范围线)和环湖道路组成，蓝线、绿线之内不得任意开发，灰线内的建设要与滨水环境相协调。”张笑天说。

　　为确保湖泊一个不少，武汉对各区的绩效考核实行“违法填湖一票否决制”，“三线一路”作为认定违法填湖的基础依据。

　　在历史上，因重发展轻生态导致的水质变差，湖北和全国不少地方一样，湖泊都经历过生态之痛。

　　20世纪80年代，湖面上开始大面积出现围网、围栏养殖，养殖户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在湖中大量投肥，鱼类吃光水草，湖泊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带来的后果是湖水浑浊、水质变差。一些城中湖，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污水直排、垃圾入湖，湖中清水变成黑臭水。

　　据《湖北省湖泊志》记载，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冶湖一碧万顷，清澈见底。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快速发展，一些高耗水、高排放、重污染的矿山采选等企业的工业废水和大部分居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排入湖，造成湖泊严重污染，水质恶化。监测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10年中，大冶湖水质以劣Ⅴ类为主，局部地区为Ⅲ-Ⅴ类。

　　湖北省政府2014年5月发布的《湖北省湖泊保护与管理白皮书(2012-2013)》显示，2013年，全省对列入《湖北省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中的308个湖泊展开了水质监测工作，全省湖泊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面积大于5平方公里重点湖泊的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城中湖泊水质总体为重度污染，富营养化现象较为严重。

　　在这个“千湖之省”，湖泊治理与生态修复变得刻不容缓。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湖泊治理处于“九龙治水”的尴尬境地，岸上管不了湖面，湖面管不了岸上，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利益之争，一些湖泊“多头管”，一些湖泊又“无人管”和“管不了”……

　　为了加强对湖泊保护的统筹协调，2014年湖北在全省推行湖长制，由省市县地方行政首长担任湖长，在湖泊保护上走在全国的前列。从此，湖北每个湖泊的“户口页”上，有了明确的“户主”。

　　2018年1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对湖泊的保护做出了顶层设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将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湖泊纳入全面推行湖长制工作范围，到2018年年底前在湖泊全面建立湖长制，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据张笑天介绍，到2017年底，湖北省就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四级湖长制体系全覆盖，比中央要求早了一年。同时又对湖长制进一步完善，在湖泊保护与治理上推行党政同责，在省级层面，省委书记任第一总河湖长，省长任总河湖长，分管副省长任副总河湖长，跨市(州)重要河流、重要湖泊由省委和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担任河湖长。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分级分段设立河湖长，由同级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担任。

　　这样一个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湖泊管理保护长效机制，得以建立起来。各个层级的湖泊“户主”，通过统筹协调，不仅能广泛动员起各个部门力量加强湖泊管护，还能统筹湖泊、岸上与入湖河流的全流域污染治理，实现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多头管”到“统一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根本性转变。

　　“拆网”“退珠”，唤回湖湖碧水

　　给湖泊当“户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级“户主”，除了要亲自上阵巡查湖泊外，还要面临严格的考核。

　　张笑天说，湖北省制定了以保面(容)积、保水质、保功能、保生态、保可持续利用“五保”目标为标准的考核体系，每年对各级湖长下达年度任务，次年初以“五保”目标进行量化考核，省里对各市县考核，上级湖长对下级湖长考核，考核结果与干部的奖惩、任用直接挂钩。

　　武汉长江大桥的汉阳一侧，武汉市第二十三初级中学，与水面面积仅有0.076平方公里的莲花湖隔墙相望。临近退休年龄的社会实践老师张爱华，仍惦记着隔壁这个城中湖的生态保护问题。

　　2010年，武汉市“爱我百湖”湖泊保护志愿者公益行动展开，张爱华成了其中一名护湖志愿者，并在次年担任了莲花湖的“草根湖长”。两年后，武汉在全市166个湖泊探索民间湖长制，张爱华当上莲花湖的民间湖长。2016年，民间湖长的职务从她个人转到了学校集体，全校1400多名学生和90多名教师，成了莲花湖生态的守护者。

　　武汉这个“百湖之市”的探索，也为湖北省的湖泊保护提供了经验。湖北创新“双湖长制”，湖泊“户口页”上，多了一个民间“户主”，官方“户主”统筹治理管护，民间“户主”发挥监督作用。

　　在全省的大小湖泊附近，有志于湖泊保护的村民、教师、退休干部、企业负责人等，走上了民间“户主”的巡湖之路，一旦发现污染源或排污口，直接向当地行政湖长或水务、湖泊部门反映，形成对湖长制的有力补充。

　　颁布湖泊保护条例，成立湖泊局，给湖泊上“户口”，探索湖长制，湖北的湖泊保护没有止步，“动真格”的变化正在“千湖之省”上演。

　　2018年4月16日，梁子湖东岸的周胡淡村，湖岸上一只打渔的木船，静静地躺在岸边的草丛中，一小块破旧的渔网，残留在不远处，三只水鸟发出清脆的叫声，在湖边追逐嬉戏。而在几年前，这片湖面上铺满了渔网。

　　近些年，这样的场景和变化，发生在湖北省的大小湖泊中。2016年，一场湖泊“拆网”攻坚战在湖北省全面铺开。湖北省要求在2017年4月前，全省主要湖泊内用于投肥养殖的围栏围网，要全部拆除，“拆网”不力的干部将被问责。如今的梁子湖，已难觅渔网和竹竿的踪迹，开阔的湖面上，从湖心到湖边，泛起一圈圈涟漪。

　　200多公里外的洪湖，过去62万亩的水面，被围网占据了大半，如今围网已经全部永久性拆除，渔民和生产生活设施，全部撤离了自然保护区，“洪湖水浪打浪”的美景重回人们的视野，不再是遥远的记忆。

　　近两年，梁子湖东岸的东沟镇发生的变化，更是鄂州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修复梁子湖生态的一个真实写照。

　　被称为“楚天珍珠第一镇”的东沟镇，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珍珠养殖技术。东沟镇党委书记赵伦泉介绍，由于养珠收入是种田的6倍，亩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梁子湖面上很快掀起了一股养珠热潮。

　　30多年间，梁子湖区珍珠养殖面积曾一度超过5万亩。东沟镇就有3.6万亩，珍珠养殖也成为这个镇子的支柱产业，养殖户达到3650户，全镇珍珠年产量达到80吨，产值1.1亿元。

　　然而，一些养殖户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湖中投放大量肥料，造成大量有机物沉积湖底，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2016年11月，梁子湖区决定全面退出珍珠养殖，引导养殖户进行产业转型。

　　梁子湖区农林水产局局长邱崇华介绍，近年来，梁子湖区推进湖边岗地退耕还林，500平方公里范围内退出一般工业，环湖村庄全部安装污水净化设施，开展村塘生态治理，从岸上到湖中，进行湖泊的全流域生态治理与修复。

　　大力度退田还湖、退渔还湖，经济发展让位于湖泊保护，构建全流域生态保护系统，梁子湖的治理成效，成为湖北省推进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的一个缩影。

　　给湖泊上“户口”之后，从制度设计到重拳出击，湖北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行动，守护“千湖之省”碧水长流，唤回“千湖之美”。（记者 完颜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