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外卖大叔”老詹深夜回到家，躺在床上看比赛。许康平/摄

　　世界杯不仅仅是属于球迷的，也是属于小龙虾的。

　　据外卖平台“饿了么”统计，这次世界杯头两天四场比赛，在俄罗斯队大胜沙特阿拉伯队、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双牙大战的同时，将近2400万只小龙虾被送进了食客的肚子。

　　天猫“新零售世界杯宵夜战队”，两天之内订单数增长了271.1%。吃掉小龙虾最多的3座城市是上海、武汉和杭州，最贵的一单在杭州，一位顾客一次性点了4130元的小龙虾。

　　截止到目前，小龙虾消费最多的一天出现在6月23日，10029单。这一天，墨西哥队赢了韩国队。

　　“90分钟比赛加15分钟中场休息，用户平均每秒下单订购了484只小龙虾。其中55%的小龙虾订单，是在中场休息的15分钟时间内配送完成的。”饿了么公关部公关经理张莹琦说。

　　在张莹琦看来，这次外卖遇上世界杯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狂欢”。

　　给球迷送餐，能趁机看一眼屏幕，问一句比分

　　世界杯同梅雨天一道来了杭州，晚上10点的建国路烧烤一条街，每家店都爆满，食客吃得脑门冒汗，有的把上衣的下摆翻上来，露出肚脐。外卖送餐的电动车在店外摆成了一排，这座城市绝大部分宵夜订单，都要从这条街上取餐。

　　上半场还没过半，外卖小哥的手机此起彼伏地响，“您有新的订单”。

　　外卖小哥胡根伟一把拎起包装好的臭豆腐和炒花菜，抽空又瞅了两眼隔壁烧烤店里的屏幕。从店门口到屏幕大约七八米远，屏幕上一群小人儿在跑来跑去，像一个个小点。

　　“我能看得清，我视力好。”胡根伟笑嘻嘻地说。

　　“过来一起看。”店长瞧见胡根伟路过，出来叫他。

　　“不了，还有单。”他晃晃手里的餐盒。

　　6月18日凌晨，老詹深夜回到家，躺在床上看比赛。许康平/摄

　　这是胡根伟最常“蹭”的一块屏幕。他29岁，安徽人，来杭州当外卖小哥两年多了，工作的区域一直是这一片儿。这家烧烤店的店长、店员和他早已相熟。店里客人少的时候，等单时他可以进屋去，拉一把椅子坐下。

　　平时，屏幕上放的多是综艺节目，胡根伟都懒得看上一眼。直到世界杯开赛，大小屏幕都锁定世界杯，也锁定了他的目光。

　　千里之外的北京，簋街上也是同样的场面。簋街的街道更长，宵夜店更多，看球的人和播放球赛的屏幕也更多。店门口也同样有蹭屏幕的外卖、代驾小哥。

　　一家店外露天摆着大屏幕，外卖小哥向华倚在电动车上，和同事们一边分吃几袋零食，一边等单。他偶尔抬头，从人群的缝隙里，远远看一眼屏幕。

　　屏幕前围着的，有闪送小哥、代驾小哥、外卖小哥……这些人彼此陌生，却会讨论几句场上的形势，偶尔飘出几句国骂。大伙儿此时只有一个身份——球迷。

　　球迷的快乐是一样。杭州的一个工地没有无线网络，工友们轮流负责提供手机、充电宝和啤酒、小吃，制作了详细的流量分工表，排好班拿各自的手机看球赛直播。

　　韩国队连进两球的那一夜，北京簋街上所有的店里，一瞬间都发出了呼喊声。整条街都沸腾了几秒，一个原本坐着蹭屏幕的代驾小哥直接跳了起来，钻到店里想看个真切。

　　那场比赛，胡根伟买了德国队赢，没想到韩国队却爆了个冷门。眼下这场是巴西队对战墨西哥队，16晋8的淘汰赛。巴西队是他喜欢的球队之一，一张买了巴西队获胜的彩票就在他裤兜里揣着。

　　电动车把手一拧，他的车子在夜色里蹿了出去。风从耳边擦过，头盔里闷着的汗吹干了一些。

 

　　建国路算是杭州老城区的中心地段，马路算不上宽敞，新修建的写字楼高高插向半空，后头躲着“拆迁不起”的老居民楼。一条新的地铁线路修到了附近，马路中间被圈出一长串建筑工地。

　　街角有一家网吧。两个穿着T恤、短裤、大拖鞋“球迷标配”的中年人坐在电脑前，耳朵上套着耳机，一边撸着胡根伟送过去的烤串儿，一边盯着屏幕看球赛。

　　“都是打工的，应该是怕吵到家里人，或者不想在家听到老婆抱怨吧！”他猜。

　　往常夜里点餐的，大多是半夜加班的白领，打从世界杯比赛开始，就以球迷居多了。给球迷送餐的时候，胡根伟可以趁机瞥一眼屏幕。几秒钟的时间很难恰好赶上进球之类的精彩场面，最多来得及看看球在哪一方的脚底下传控。

　　他送餐路过了各种各样的屏幕，有家店直接投影在一整面墙上，那是胡根伟看到的最大的屏幕。有的店把几块小屏幕拼成了一个大屏幕。还有一面巨大的屏幕，常年投放肯德基的广告。世界杯期间，这块屏幕虽然没放过比赛，好几条广告却都蹭了足球的热点。

　　有时胡根伟送餐到住户门口，屋子里如果有比赛的声音传出，他会忍不住问一句比分如何。

　　他正送的这单，是一群在啤酒屋里看球赛的顾客，点了小吃下酒。顾客在二楼，胡根伟拎着餐盒上楼，刚上了两阶，楼上楼下同时爆发出一阵呼喊。

　　这时，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到40分钟，巴西队的中锋热苏斯突破到了墨西哥队的球门前，抓住一个小角度起脚射门，这一球被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及时拦住了。

　　胡根伟几步跨出去，奔上了二楼，把餐盒送到了客人桌上。

　　他该下楼了，他的手机刚才又响起了提示音，下一单正等着他取餐。他在原地站了两秒钟，才往楼梯口走去，眼睛却忍不住黏在屏幕上。

　　“吓我一跳。”他说，“听着他们欢呼，还以为进球了呢。”

6月18日杭州烧烤一条街上，外卖小哥一起用手机看比赛。许康平/摄

　　兄弟，天气太恶劣了，我们不急你慢慢送

　　绿灯亮了，胡根伟骑着电动车，从十字路口飞快地穿过。深夜车少，大货车却多了起来，都是“白天不让上路的”。一辆十来米长的大罐车从他旁边轰隆隆地驶过。网上经常有外卖小哥出车祸的新闻，他认识的人也出过几起。

　　同一时间，巴西队的内马尔铲射破门，踢进了当晚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胡根伟的同事陈双喜买了巴西赢，眼下却顾不上高兴。陈双喜刚挨了一个差评，正在懊恼。他的手机响个不停，太多的订单进来了。他晓得自己肯定送不过来，忙着在烧烤店门口找别的同事，把订单“转出去”。

　　一个差评意味着30元钱没了，如果被投诉服务态度差，不论任何理由，都要被罚款300元，“申诉都没用”。差评如果不是因为延误，倒可以申诉一下。

　　胡根伟眼下的这一单就快要延误了，顾客起初写错了地址，让他跑了冤枉路。新地址的单元门又紧锁着。钥匙锈了，他费了一番功夫才打开，手机也一直提醒他“快要超时”。他一步两个台阶跑上了6楼，深夜里，成年人拇指大小的蟑螂被楼道里突然点亮的灯光吓得飞窜。

　　6月18日，杭州，手机上的球赛。许康平/摄

　　他的车搁在楼下，后座的送餐箱里还放着另一单的餐。杭州治安还好，很少丢单，但也不是没丢过，那就只能外卖小哥自己赔付。

　　胡根伟从没被投诉过，但差评还是背了一些，平均每年五六个。有一回他送餐去一所学校，点餐的人是一位老师，备注里专门写了“不要打电话”“东西放在门卫后发信息”。胡根伟赶过去只用了20分钟，他小心翼翼按照对方的要求，没打电话，放下东西发了短信。回来一看，却还是挨了个差评。

　　“我打电话问了，他说点错了不好意思，我就没说什么了。”胡根伟哭笑不得。

　　最让他郁闷的一回，他把餐盒送到了一个办公室。屋里只有一个人，自称是点餐人的同事，让他把东西放下。

　　“我给顾客再打个电话？”他问。

　　“不用，我帮你给他。”对方阻止了他。

　　胡根伟去送下一单了，半个小时后他接着个电话，刚才那个点餐人在电话里头跟他道歉。原来，那位同事想跟点餐人开玩笑，故意把餐盒藏起来了，对方等了半天没等着，随手点了个差评。

　　“没事，没事。”胡根伟也只能笑着回答。

　　他也遇见过暖心的事儿。那天下着冰雹和小雨，他穿着雨衣等着取餐，那一单的顾客打了电话过来。对方是个外国人，用别扭的中国话说：“兄弟，天气太恶劣了，我们不急，你慢慢送。”

　　“非常感谢你的理解。”胡根伟当时就有点感动。

　　等他把餐送到，那位外国顾客打开门后，用手挡住了他递餐的手，拿出20块钱塞给他：“兄弟，你太辛苦了，天气太恶劣了，这是你的辛苦费。”

　　胡根伟反复解释自己不能收小费，顾客又说，“你不接我就不收餐”。胡根伟假装接了，拿钱的时候用双手托住餐，在袋子上抠了一个洞，把那20块钱塞进去，递给顾客，就赶忙跑了。后来他在系统里看到，这一单得到了一个16.6元的“打赏”，还有用“别扭的中国话”写的好评。

　　钱和好评都是次要的，让他把这件事记到现在的，其实是那几句“兄弟”。

　　外卖小哥总能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儿女每天中午给空巢老人点一份午饭，有刚失恋的男青年，非要拽着外卖小哥陪喝酒，不喝就“投诉”“给差评”，有一些小餐馆的服务员，也会叫别家的餐尝尝。

　　这一两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了点餐大军，附近的地铁工地，时常在中午点许多份炒饭，每份饭只卖十块钱出头，点多了还有满减优惠。

　　一个女顾客点了份黄焖鸡，胡根伟爬了5层楼送上去，敲门没人应，打电话问，对方请他帮忙把门口的垃圾带下去。

　　“饭你自己吃，辛苦了。”

　　胡根伟乐了，猜到对方是不想下楼，又不好意思平白叫外卖小哥帮忙扔垃圾，干脆点份餐犒劳他。

　　那份黄焖鸡他果断吃了，“必须吃啊！两大袋垃圾啊！”

6月18日，杭州，老詹等待取餐。许康平/摄

　　只要吃得了苦，钱能赚的

　　世界杯期间巴西队的第一场比赛是在6月18日，恰好赶上了端午节。几个外卖小哥站在街边一起吃粽子。剥粽叶的时候，大伙儿手机的接单提示音已经催了好几轮。

　　外卖兴起仿佛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两年前，胡根伟一天最多接30单。这段时间，他最多一天接过80多单。

　　2013年11月美团外卖正式上线，2014年10月，饿了么覆盖了全国200多个城市，2015年7月，百度外卖开始融资。张莹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截至目前，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相较于4年前巴西世界杯期间，夜宵订单增长了4000%以上。

　　接单量上去了，遇见的人和事也像世界杯赛场的足球一样变幻莫测。外卖小哥小林正在为差评的事揪心。他遇见个男顾客，在网上下单买了两箱水，他取了水走到半路，又接到顾客打电话，叫他捎带着买一包烟。小林返回去买了烟，送到指定地址，搬着两箱水爬到四楼，把东西交给顾客。那个顾客又叫住了他，说是家里还有些垃圾，要他顺便带下去。

　　小林没办法拒绝，下一单却还在等着他。他怕耽误了，挨差评和投诉。

　　但最让小林难受的，还是挨客人骂。杭州连续几天的大雨，一次送餐时小林迟到了。对方已经退了单退了款，又额外要求他赔钱，30多元的餐要求他赔50元。

　　“做人讲点道理嘛。”小林觉得委屈。

　　“给你这种人还用讲道理？”接着，对方开始拿脏话骂他。

　　“送晚了，是我的错，钱，我也可以赔他，但他凭什么可以践踏别人的自尊，都是人。”小林向胡根伟倾诉。他更担心的是被投诉，扣钱。他给胡根伟发了视频聊天，在手机屏幕的另一端流眼泪。

　　胡根伟只能安慰他：“没事，没事。”

　　小林今年20出头，是个大学生。他从乡下老家考到了杭州，暑假选择不回家，在杭州找一份临时工。送外卖是个好选择，上手快，赚得也算多，除了累一点。两个多月刨掉生活费，差不多能净赚一万多元。

　　送餐用的电动车他得自己买，选的是分期付款。胡根伟是过来人，帮小林算了算。等9月份开学，小林打工结束，车钱也差不多还清了，到时候把车转手卖了，最多亏一千块钱。

　　夏天是杭州最热、最潮的时候，也是“送外卖最赚钱的时候”。用胡根伟的话说，“只要吃得了苦，钱能赚的”。

　　小林管胡根伟叫师傅，平时也由他带着。胡根伟一共带过4个这样的“徒弟”，他照顾他们，传授一些送餐路线之类的经验。更多时候，他安慰他们，关于差评、生活压力，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就怕他们一钻牛角尖就出不来了。”胡根伟说。

　　经常有同事找他聊天倾诉。他人缘好，年龄算大的，很早就出来打工，在外卖小哥当中，算是“经历过事情多”的。

　　这群人里，比胡根伟年龄更大的是詹发顺，他今年已经42岁了，常常调侃自己是“外卖大叔”，不再是“小哥”了。

　　他来杭州同样也两年了，十几年前他曾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南京、武汉、唐山……”老詹挨个数自己闯荡过的地方，他从初中毕业就开始离家在外，到处打工。再次来到杭州，他觉得“变化太大了”，送外卖又让他迅速重新熟悉了这个城市。

　　他算不上是球迷，可好几场重要的比赛他都看了。夜里下了班他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把手机举在脸前看比赛，第二天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几个知名球星的名字能随口叫上来。足球让他觉得“全民互动参与感很强”“很热闹很开心”，跟同事和顾客也有了共同的话题。

　　老詹一直是跑夜班送餐，来杭州两年，他没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除了春节，或是“生病没办法”，他每个晚上都会骑着电动车，奔行在杭州下城区的街头。在这片区域，他算的上是“单王”。

　　他的儿子快要上初中了，留在江苏老家。他送单忙，儿子上学也忙，父子俩十天半月的才会视频聊个天。

　　他想让儿子把书一直念下去，“最低也是大学”。

6月27日，北京簋街，吃小龙虾的人在看球赛。张渺/摄

　　送一单就是一单的钱，休息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

　　胡根伟回到烧烤一条街时，下一单的餐已经备好了。

　　他跟陈双喜擦肩而过，百忙里问了一句：“你买了谁？”

　　“巴西。”

　　“几比几？”

　　“没买几比几，只买了赢。”

　　陈双喜不乐意猜具体的比分，觉得不容易中。胡根伟正相反，他觉得猜比分更刺激，赔率也高。

　　“反正就是玩嘛，图个开心。”胡根伟乐乐呵呵地说。他许诺，要是赢了，就请所有的同事喝红牛，三十多个人一人一瓶。

　　他几乎每场比赛都买，由于不喜欢日本队，比利时队对日本队的那场比赛，他故意买了1∶0、2∶0、3∶0，盼着日本队一个球都不要进。

　　他买的彩票大多都没有中，幸好买得不大，都是“十几二十块钱的”。他怕叫老婆知道，“要数落我的”。

　　他听说这条街上最火的那家店，老板一场球押了一万块钱。这个数字，足够让胡根伟支付4个月的房租。

　　他和老婆孩子，住在离烧烤一条街不到两公里的老小区里。两室一厅的房子，胡根伟一家占据了其中的一间卧室，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能摆下一张大床和衣柜。

　　另一户是开出租的，杭州本地人，男主人开的是夜班，凌晨两点左右收车。胡根伟送完宵夜回到家也是差不多的钟点，两个人分别占据沙发的两端，一起看球。“那哥们儿爱喝白酒”，胡根伟咋舌。

　　胡根伟通常看不完一整场，就睡去了。早上他还得起来上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是每天的第一个外卖高峰时段。

　　两年前他一个人刚来杭州送外卖，和4名同事合住在一起，共同分担3000多元的房租。每个月7000元的工资，他把5000元都寄回家去。

　　后来，他把媳妇和刚出生的儿子接了过来。他和媳妇是在江苏认识的，那时候，她是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他是经常往那处中介送快递的快递小哥。

　　杭州的气候和安徽老家差不多，闲暇的时候，他会骑着这辆送餐的电动车，带着老婆孩子去西湖边看音乐喷泉。那里一年四季人头攒动，夫妻俩搂紧了孩子，从人群中挤过去。水雾、水球和水柱打着转飞起来，被彩灯照着，遥遥能看到六和塔、雷峰塔。

　　这算是杭州离他们最近的景点，再远的他就没去过了，“没有时间”。送一单就是一单的钱，休息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

　　他选择在世界杯期间加班送宵夜，为的是“多赚点钱”。他父母在老家，母亲在医院做护工，父亲在一片鱼塘里养鱼。胡根伟想早点攒够钱，在老家附近的城市买套房子，把父母接过去。儿子在一天天长大，他要给儿子攒学费。

　　这个年轻人从18岁就离开了家乡，走南闯北打工。他去沈阳做过“汽车美容”，在河北挖过藕，一天150元钱。

　　2010年他去北京找工作，差点被人骗了好几千元的押金。那一年南非世界杯，“wakawaka”的曲调响彻街头，球星斯内德和穆勒大出风头，西班牙队捧走了大力神杯。但那时，胡根伟对足球还不感兴趣。

　　小时候他在学校的操场上踢过几次球，但更愿意跟同学们一起打篮球。他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有将近50户人家，放学后他还得下地干活，“哪有空闲”踢球。他父母都不看球，也没听说过村里有球迷。

　　他第一次完整看下来一场足球比赛，是在快递公司的员工宿舍里，恰逢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记住了梅西、C罗、内马尔等一连串名字。

　　决赛那天，他捧着那时已然普及起来的智能手机，把耳机塞在耳朵里，看到德国队捧走了大力神杯。

6月27日，北京簋街，外卖小哥在送单。张渺/摄

　　没想过改行，“学历不高，能干吗呢？”

　　除了送外卖，向华还帮顾客排队。北京簋街上有几家网红餐厅，门口永远排着长队。向华每天都在朋友圈发一个小龙虾的图片，“接单中，排队，拿号”。

　　他在东城簋街送单，租的房子在顺义，上下班往返就得俩小时。

　　阿根廷队被淘汰那天，他接到的单特别多，一着急，送餐时闯了红灯。曾有个外卖小哥不小心蹭了宝马，幸好有保险，骑手没有赔钱。

　　去年的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连在了一起。少了一次促销的机会，许多外卖小哥的生意也受了影响。大家在一块喝酒聊天时，聊着聊着就哭了，“不干了，想回家了”。

　　杭州的外卖小哥们遇到过一次职场危机。去年7月，西湖边上一家餐馆发生了煤气爆炸，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46人受伤，周围的几家店都受到了波及。没多久，杭州城的餐饮店开始了一轮排查整改。

　　烧烤一条街上的店基本都关门了，小哥们接不到单，干脆趁着那一个月轮流放假。

　　将近一个月，胡根伟每天只能接到十几单，那个月他只拿到四千多元的工资。

　　幸好，一个月后，饭店陆续开门了，胡根伟注意到，一家总是用液化气瓶子连口锅直接做炒饭的铺子，改用了电磁炉。

　　这条街上房租贵，一家十几平方米的小披萨店，一年的房租就要16万元。胡根伟眼看着各种店开了倒，倒了开，一个个招牌带着店名来来去去，陌生的店员慢慢熟悉后又离开，循环往复。他的同事也来来去去，许多人干一阵子就辞职了。两年下来，胡根伟成了老员工。

　　一连串的订单送完，比赛也结束了。胡根伟还在半路上，找不到任何一块屏幕。在十字路口等灯时他拿起手机，同事们正在聊天群里讨论结果，巴西队赢了。

　　沿街的店面开始陆续打烊，灯光一个个熄灭，铁门一扇扇落下。只有生意最火的一两家馆子，还有喝好了不肯走的客人在里面坐着。

　　外卖小哥有些收工回家了，有些回到这条街上继续等单。大段的空闲时间出现了，有人会拿起手机，开始看比赛重播。

　　有几位小哥并不都是球迷，但也凑到一起“感受气氛”。

　　据一位外卖小哥解释，这段时间送宵夜，顾客往往都在看球，自己也看球的话，就能搭的上话，遇到准备“上天台”的顾客，还能安慰一句。

　　“赌球输了的人多了，小龙虾的价格都跌了。”有人开起了玩笑。

　　胡根伟6月的手机流量，超出了套餐8个G，多花了80多元。他干脆在7月份办了个不限流量的套餐，可以随便看视频了。据他所知，许多同事都是这么办的。虽然他听说，使用流量达到某个上限，就会限制上网速度。

　　“下个月再换回来。”他说。

　　“我赢了！耶耶耶！一百多到手了！”陈双喜的彩票中了，他抬头朝着旁边臭豆腐店的老板喊了一句，“哥，你买了吗？”

　　“买了。”

　　“买了多少？”

　　“三千，巴西。”

　　“内马尔这次状态不错，梅西真可惜。”胡根伟想起了前几天的比赛。

　　一个客人正从店里出来，恰好听见这句话：“梅西下一届应该来不了了，C罗倒是还能来。”。

　　“法国队的那个年轻人真厉害，对，就是叫姆巴佩的那个，跑得真快。”

　　第二天晚上，下着雨，空气依旧潮湿，比赛继续。胡根伟晚上9点就回了家，连续加班了半个多月，他有点累了。晚上10点整，瑞士和瑞典的比赛开始。老婆哄着孩子睡了，开出租车的室友也还没回来，他自个儿瘫在沙发上，就着可乐开始看球。

　　下一场凌晨两点的比赛有他喜欢的英格兰队，但他“天天熬夜”撑不住了，睡觉去了。

　　即使是最累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改行。“学历不高，能干嘛呢？”

　　(文中向华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