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会议昨日在武汉召开，所有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地方足协负责人参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公布了2018职业联赛新政策。

U-23上场人次与外援挂钩

中国足协对U-23球员在联赛的强制出场规定在2017赛季已有实施，但2018赛季的措施更加严苛，除了规定球队在比赛“11名首发球员中至少有1名U-23球员”之外，还要求“U-23球员的实际累计上场人次不得少于本队外籍球员实际累计上场人次”。

在2018赛季，中国足协对外籍球员登场延续了2017年度措施：“外籍球员的累计上场人次，中超联赛为不得超过3人次，中甲联赛为不超过2人次，中国足协杯赛中不同级别联赛球队之间的比赛，外籍球员每场报名上场规定按低级别联赛的规定执行。”

这也意味着在中超联赛比赛中，当一支球队派上3名外援的时候，除了在首发硬性规定的1名U-23球员之外，包括首发和替补登场的U-23球员也要有3名。一般球队在单场中超比赛中的名单为18人，其中11人首发，7人替补，但完全使用替换名额后，最终能够登场的人数为14人。排除3名外援和3名U-23球员的位置以及门将这一特殊位置（只能1对1特定换人）之后，给予其他球员的竞争位置只有7个。

这看似不少的“7”个竞争位置当中，大部分会被球队主力球员占据，以广州恒大上赛季大部分赛事为例，李学鹏、张琳芃、冯潇霆、郑智、黄博文这5名球员都有足够能力占据一个主力位置。即使剩余的2个位置，于汉超、郜林、郑龙、张文钊等人也有强大的竞争力。在所有球员足够健康的情况下，廖力生等球员显然会失去更多的机会。

残酷的一点是，新赛季U-23球员为“199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非港澳台的内地球员”。这意味着去年以U-23身份打得不错的徐新，今年已在政策上被置于竞争环境。另外还包括贵州的闵俊麟、河南的钟晋宝、天津的郑达伦，一批在24岁~28岁的中生代球员，都因为新政产生的“年龄歧视”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超龄球员甚至连预备队的生存空间都被压缩，中国足协要求预备队每场比赛只能有一名外籍球员的情况下，还要求“同时上场”的球员中不少于5名U-23球员（红牌罚下造成不足除外）。

同时中国足协强调：“如违反以上规定的球队，该场比赛按弃权处理，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还将视情节对该俱乐部做出进一步处罚。”

对港澳台球员政策放宽

外界对中国足协新政的关注还集中于外援政策，以昨日公布的新政来看，中国足协的外援新政策基本延续了2017年的方式——中超俱乐部外籍球员报名人数：全年累计报名最多6人次，同时报名人数最多4名。中甲俱乐部外籍球员报名人数：全年累计报名最多4人次，同时报名人数最多3人。

相对来说，针对我国港澳台球员的政策反而产生了大的变化。2016年，中国足协推出规定，港澳台球员从内援身份变成亚洲外援身份。同时足协还表示，2016年1月1日前已和俱乐部签约的港澳台球员仍可按照原有身份执行到合同期满。这个原有身份就是“内援”身份。经过两年，中国足协公布新政策——各支球队可以引进一名来自港澳台的非归化球员作为内援。新政策将港澳台非归化球员视为“内援”成为首要条件，自然门将位置同样包括在内。不过2013年，香港球员也是被视为“内援”，但中国足协依然认定门将不可引入，所以今年新政是否能就门将位置再进一步进行特别说明，也是中国足协需要做的工作。

中国足协同时强调本赛季将加强对于外教和外援的管理。“外教和外援的管理需要新的方式。有的俱乐部请外援花很多钱，结果犯规处罚了，就要停赛多场。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管理。”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聘请的外教一定要把他的训练理念融入到球队中去，一定在管理上融入球队，包括现在的国家队，融入才能取得理想的最佳效果，否则容易失控。

其他备受关注的新政

[裁判变革]

加大国际交流力度，实施国际裁判交流常态化：推出职业裁判制度，建设职业裁判队伍；中超全面引进视频裁判；中甲联赛全面实行底线裁判；成立中国裁判员培训学员。

[打击违规]

中国足协将成立全新的纪检监察部，联合协会道德委员会、纪律委员会构建足协层面的监督体系，以遏制、打击足球界不公平竞争等非道德行为、打击足坛“假赌黑”。

[名称中性]

中国足协在制止球队搬迁后，将再次制定新方案，推动“百年俱乐部基础”，各个俱乐部被要求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逐步优化股权结构，通过三年的时间逐渐实现俱乐部名称的中性化和非企业化。

记者观察

“武汉会议”能否拯救中国足球？

冬至日，中国足协召开“武汉会议”，正式出台一系列新政。严格职业俱乐部准入标准、重视青训梯队建设、俱乐部中性冠名、裁判职业化——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新政内容都符合目前国际职业足坛发展的趋势，根本目标也是为了加快提升中国足球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2018赛季将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25个年头，这时才出台类似的政策，显然太迟了！这一系列的新政，有的短则明年就要落地，长则有3年的窗口期。对于目前的国内的三级职业联赛的俱乐部来说，适应和承受能力必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国足协出台了俱乐部梯队建设与2019年的准入挂钩的制度。中国足协明确规定了三级不同俱乐部的梯队建设数量、自有产权不准“挂靠”、每年投入不少于俱乐部总体费用15%等硬性指标。就中国目前的职业足球现状来说，除了部分豪门中超俱乐部可以轻松应对，大部分俱乐部还是“增负”明显。

即使能形式上满足中国足协的数量要求，但在青训质量上的问题随之而来。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难题是：即使青训梯队硬性规定数量达标，我们里面产出的优质“职业球员”是否足够？中国足协从去年出台U-23政策，明年该政策扩大为：每场比赛U-23球员要和外援人数相同。从出发点上，中国足协当然是为了解决后备人才产出和“无用武之地”的矛盾，但本质上，这就是用短期的“政策杠杆”去企图快速填补过去10年中国足球青训质量缺失的问题。

且不论这个U23扩大化的政策将对职业联赛的观赏性造成怎样的伤害、对U23球员市场如何造成过度溢价，仅仅是上赛季没有规定U23球员出场时间的这个BUG，目前的新政也没有修正。上赛季诸如“U23球员出场不到10分钟就被换下”等各种奇葩现象，明年恐怕会有更多呈现。而去年过了政策红利线的“年轻球员”怎么办？23岁以上的大批富余“老将”又如何？

再说裁判改革的问题。全面推行视频裁判、底线裁判、外籍裁判固然是好事，但如果三板斧全部动用所涉及的成本必然是高昂的，是否非要明年一步到位？也就在昨天，去年的女足双冠王天津队解散了！中国足协在昨天会议上专门谈到如何如何振兴女足。如果中国足协真的有那么多钱投资到天价裁判改革身上，为什么不切实拯救下女足？

“武汉会议”打响了中国深化改革的第一枪，但如何做到有效推进、稳步落地——留给中国足球人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