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2018年都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导致了民族主义“夺回控制权”运动以及保护主义浪潮的崛起，后者正在破坏70年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得到了发展具有替代性的平行的国际机构的机会，世界或将面临被两大相抗衡的全球治理体系撕裂的局面。

无论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很显然2008年至2018年这十年标志着全球经济实力平衡的划时代转变。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笔者主持了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当时北美和欧洲只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却贡献了57%的全球经济活动、61%的全球投资，约50%的全球制造业以及61%的全球消费支出。

但此后，世界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2008年，西方之外的国家占世界生产、制造、贸易和投资总额的40%左右，而今天已经达到了60%以上。

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到2050年，亚洲占全球经济产出比将达到50%。诚然，2050年中国人均收入或许仍将无法达到美国的一半，但是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仍然会引发关于全球治理及地缘政治的新问题。

一场划时代的再平衡

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七国集团（G7）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几十年来，它事实上主宰着整个全球经济。但到2008年，笔者和一些同仁都开始发现情况有变。北美和欧洲领导人秘密地争论着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高层级经济合作论坛。

这些争论往往十分激烈。一方希望保持较小的集团规模，美国一开始提出过一个G7+5方案；另一方想让集团尽可能具有包容性。时至今日，早期讨论的结果已经无从详细考证。2009年G20峰会在伦敦召开时，实际上包括了24个国家。

其中，埃塞俄比亚代表非洲、泰国代表东南亚，荷兰和西班牙则是最早加入欧盟的国家。尽管如此，即使是事实上的G24，也无法完全反映世界的变化速度。

时至今日，尼日利亚、泰国、伊朗、阿联酋等经济体的体量，每一个都比G20中最小的经济体南非更大，但它们无一进入G20集团。

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根基也在动摇。1944年，最初的IMF章程在还处于谈判阶段时，关于这个新机构的总部应该被设置在欧洲还是美国，各方曾经有过一些分歧。

最终的决定是它应该被设置在投票权比例最大的国家的首都，而投票权比例则由一国占全球经济的比例决定。这意味着不出一二十年，中国就可以要求IMF把总部设在北京。

当然，IMF很有可能不会迁出华盛顿，因为美国会在IMF离开美国之前先离开IMF。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再平衡，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地缘政治上的。

除非西方能够设法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坚持多边主义，否则中国将继续发展具有替代性的金融和治理机构，正如已有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

特朗普政府要当独行侠

眼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是全球金融实力大变迁的一个表征。表面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冲突是关于贸易的，而有关汇率操纵的争议则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但从特朗普的讲话中，你能够体会到这场战役实际上关乎更重要的东西：全球技术主导地位和全球经济实力的未来。

虽然特朗普已经洞察出美国的霸权正日益受到威胁，但他忽视了最显而易见的应对手段：即与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结成统一战线。相反，特朗普主张美国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好像世界仍然处于美国的单极治理下似的。结果，各种地缘政治动荡纷至沓来。

特朗普已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宣布美国要退出维持了超过31年的美俄《中导条约》。此外，其政府阻止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让G7和G20接近边缘化，还破坏《跨太平洋(2.85 +10.04%,诊股)伙伴关系协议》（TPP），给中国获取亚太地区经济主导地位打开方便之门。

颇具有反讽意味的一件事情是，当美国真正在单极世界中一骑绝尘时，它一般会通过多边机构开展行动。但如今，世界日益变得多极，特朗普政府却要当独行侠。问题在于，这种试图原封不动地恢复主张19世纪主权架构的做法，是否能够行得通。

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一开始也许能够降低进口。但它们也影响了美国出口商品额，这也难以逃脱贸易壁垒高企所造成的危害。更糟糕的是，当前的保护主义浪潮可能会造成新的财政压力，美国制造业工人和举步维艰的农民要求通过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得到补偿。

向19世纪的强权政治倒退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保护主义和扩张性的美国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危害，我们需要考虑全球经济衰退再次到来时会发生什么。

2008年，全世界各国政府能够削减利率，引入非常规货币贸易政策，并增加财政刺激措施。此外，这些措施形成了全球协调，从而实现效果最大化。不仅这些国家的央行之间紧密合作，2009年G20领导人峰会还表明，各国首脑和财政部长之间的合作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今展望21世纪20年代，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施展空间将会大大缩小。利率几乎肯定会处于过低水平，使货币政策决策者无法施加有效的刺激；而上一场危机所留下的庞大资产负债表，意味着银行将对进一步量化宽松更加谨慎。

财政政策也将同样束手束脚。2018年，欧盟平均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超过80%；美国联邦赤字眼看将超过GDP的5%；中国正在应对不断增加的公共和私人债务。

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加财政刺激将比上一场危机后的数年处境更加困难，跨境协调也将更加不可或缺。悲哀的是，当前趋势表明，各国政府更有可能彼此指责，而不是通过合作让事情进入正确的轨道。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对全球化的不满引发了新一轮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浪潮，但要解决不满的根源，却唯有通过合作。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解决不平等性加剧、工资停滞、金融不稳定、偷税漏税、气候变化以及难民和移民危机等问题。向19世纪的强权政治倒退，将严重延误我们在21世纪走向繁荣的进程。

“美国优先”绝非着眼于未来的清晰战略，而更像是昔日霸权依然沉陷在旧梦中，痼疾难除，并伤及自身。重提《凡尔赛和约》中内含的民族主义，完全忽视了加强政府协作行动所能带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构建一个基于合作的未来

在美国背离多边主义之际，中国正在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手段，依靠自身的方式改变全球地缘政治。尽管中国当下的政策将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带来长远影响，但我们大部分人尚未对这些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

当然，如今的全球新秩序未必就是大国冲突。2018年10月，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一位美国宇航员和一位俄罗斯宇航员的火箭发射失败，恰好是当前地缘政治关系的一种贴切隐喻。

它提醒着我们，多边合作由来已久，并卓有成效。总而言之，已有18个国家前往国际空间站。对于如今由美国、俄罗斯和德国宇航员共同组成的团队来说，国际空间站是他们共有的家园。

在冷战对峙最激烈时期启幕的空间竞赛，一开始是一项零和博弈，但随后却成为可持续国际合作的领域。

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的空间计划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火箭发射场，美国宇航员就无法飞向国际空间站，而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俄罗斯宇航员也无法在空间站上生存。

当然，这一长期合作关系很有可能结束。2011年的一项美国法律已禁止中国进入国际空间站，或与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合作。

即便如此，连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原本是敌对力量的两方都能在太空找到合作之道，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中美之间，当然也有望取得一些类似的成果。

我们必须抱有希望。冷战折磨了世界四十年，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拒绝承认市场价值和私人产权，还因为其拒绝与西方联系。中国则并非如此。如今，每年都有60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其中45万是前往美国和欧洲，并组成了持久的社会和职业网络。

我们在为未来几年的全球冲突做准备时，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合作的未来。不管是金融稳定、气候变化还是避税港问题，国际合作都是最符合各国利益的解决办法。

全球化正站在十字路口。

无论如何，国际组织和多边框架需要适应新兴地缘政治力量涌现所形成的“多极”。我们今天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做的决定，将给全球的未来造成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决定是单边行为还是多边行为。我们需要秉承战后先辈们的志向，如此，我们才能亲手缔造出适合当下的全球秩序。（文/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本文首发于总第883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