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新闻社艾森网讯(www.isen.xin首席记者李卫东 记者李勇)北京报道。近日，本社收到广西兴安县恒达矿冶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开贵求助信。据其反映，其公司于1995年合法有偿取得兴安县钨矿承包经营和采矿权，投资建设矿区并正常生产。其后1996年3月，兴安县经委、地矿局、钨矿厂又与恒达公司、银剑矿业公司共同签署开发华江钨矿的协议，约定恒达公司开采A层，银剑公司开采B层，原钨矿厂退出;两公司各补偿钨矿厂50万元取得采矿权，各公司可在划定范围内将矿开采完。至1998年上半年，其公司相继投入矿区基础建设(包括架设高压电力、给排水设施、建设厂房、车间、仓库、职工宿舍，购置采矿机械设备、开建矿山窿道和支付工人工资等)已达1500万元。当时公司在矿工人已近200人，年产钨矿10多万吨，年产矿值500余万元。1999年上半年，正在矿山生产步入正轨之时，兴安法院在执行恒达公司欠银行、乌矿、亲友借款共约500万元债务纠纷案，限10天还清500万债务。10天一到，法院就强行将正在生产的矿山断电、断水，封闭窿道、查封机械设备、车间、仓库、办公室、职工宿舍、土地，还查封矿产品20万吨、搜走财务账册和现金10万元，强迫矿山停产。其本人被法院接连拘留两次(共1年)，后又被以“拒执罪”连续判刑两次共4年。在其先行被拘留后的次月，法院成立非法财产变卖委员会，将其公司矿山的全部财产以475万元低价变卖给银剑公司老板。另有被法院查封的20万吨钨矿成品(价值数百万元)、3..66亩土地和价值近百万元零配件不翼而飞，不列入变卖，藏量6万顿的采矿权被转送银剑公司。致使其本人和公司遭受近百亿经济损失。

廖开贵还反映，兴安法院违法查封其正常生产矿山，不但瞬间催毁了一个正常生产的中型企业，而且直接导致近200名工人失业。致其财产和采矿权遭受严重侵害，经济损失重大。并导致其母亲被惊吓致死、妻子离婚、其本人精神遭受严重损害。

其认为，兴安法院“杀鸡取卵式”的执行，对正常生产的矿山断水断电，强迫矿山停产。制造白色恐怖、致使200工人失业，人心惶惶、社会动乱、影响恶劣。有悖我国立法宗旨，违宪违法。

廖开贵向记者指出，兴安法院在执行、变卖其矿山和财产过程中，存在多项违法情形。其指出的主要问题为：1)法院在借故、利用司法公权力先行将其拘押期间，进行财产变卖，剥夺知情权和参与权。2)将依法由执行法院自行变卖的执行行为，违法成立恒达公司财产变卖委员会，并以该委员会名义变卖财产，于法无据，构成变卖主体违法。3)副院长唐敬忠滥用职权、一手操控，冒充恒达公司代表人在财产确认书和移交清单上签名。4)用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变卖确认书替代法定的《执行裁定书》或《民事裁定书》确认变卖财产权属，违反法律规定，该《变卖确认书》不具有法律效力。5)存在官商勾结、暗箱操控情形。将其公司依法取得的钨矿(藏量6万多吨价值近100亿元)的采矿权和投资1500万元建设的矿山(包括土地、房屋、机械设备、基础设施等财产)，被以475万元的低价违法变卖和转送。6)其被拘押地、服刑地法院是知情的，并非下落不明，不属于无法直接送达的情况。案件法律文书、变卖确认书依法应当直接送达其本人收，但法院却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属于程序违法。7)变卖确认书对成交价款475万元，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在两年零七个月内分四期支付完成)。明显违反最高法院“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成交后，必须即时钱物两清”的规定。8)法院查封其公司在矿山的全部财产，其中包括已采出的价值近数百万元的20万多吨钨矿沙、价值数百万元的3.66亩土地和仓库内价值近百万元的零配件。但评估财产清单和变卖财产交付清单，均无上述三项财物。该三项财产已不知所踪，造成其公司近1500万元损失。9)兴安法院执行卷宗显示，1999年初，该法院部分人员支取共130余万元的记载，涉嫌私分财产变卖款。该卷宗还显示，有银剑公司在变卖款中报销多项的不合理票据。由此，减少其公司财产变卖款抵偿债务的比率。

廖开贵告诉记者，2004年10月重获自由后即走上漫长的申诉和信访路，从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到最高法院，从政府信访到向纪委监察机关投诉，历时10年申诉、信访均如泥牛入海。2015年3月下旬，在广西高院执行局大接访中，申诉材料才被接收。不久后，被告知正式立案(案号:(2015)桂执监字63号)。但同年11月23日，广西高院没经开庭听证，则用一纸《通知》驳回其申诉。

廖开贵愤概地说到，为求维权，只得踏上进京之路寻求生机。2016年6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华厅，河山、齐世泽、周其华、甘明秀、武延平、李伟民6位中国法律界知名法学家，对案卷宗材料进行了审查论证，一致认为“廖开贵案为跨世纪冤错案”，法院应以再审。6月30日，最高法院接受该六位法学家的论证意见，正式立案审查(案号[2016]最高法执监274号。2017年3月14日，其本人收到([2016]最高法执监字274号)通知书，告知申诉材料转给广西高院处理。四年过后的2020年12月7日，桂林中院才传唤询问，其本人和律师参与。12月10日，广西省高院寄给来一份《信访答复函》，落款处盖上“诉讼服务专用章”，告知不予立案再审。

其认为，这是一份既不负责任、又无法律效力的信访答复函。其本人向最高法院递交的是案件再审申诉书，并非信访信。最高法院发给广西高院的《通知》，是经最高法院正式立案的执监字案号案件。而广西高院竟以《信访答复函》予以敷延、搪塞，不立案审理。无视最高法院和6位知名法学家的个案论证意见，流于形式走过场。是官官相卫，捂盖子。

他最焦虑和担心的是，至今又过去了五年，对于本案的再审事项，广西高院究竟还要拖延到猴年马月?他的冤错案何日才可见曙光，得以重审?

廖开贵对记者说，当下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的“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的主题教育整顿。重点整治“顽瘴痼疾”，正本清源。对那些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的司法机关和涉案人员予以警醒。对违反程序、违法裁判、违规执行等审判执行中存在突出问题的案件重启再审程序。对一些典型案件背后潜藏着的司法执法不公、不义、不廉等深层次问题予以暴露，对滥用职权与谋取私利交织、违法办案与利益输送交织等腐败问题予以根除，对被“围猎”、涉黑涉恶涉腐败和充当“保护伞”的害群之马予以严惩。希望通过对政法队伍的整顿教育，执法司法公信力得到明显提升。

廖开贵还认为，兴安法院对本案财产的查封、变卖，涉案财产数千万元，是一起潜藏着的执法不公、不义、不廉、影响恶劣的重大典型案件。其本人为维权长达15年的申诉、信访，兴安法院、桂林中院、广西高院、最高法院均已知情。然而，“痼疾”之顽、“保护伞”之固、“围场”之广，阻力重重。案件发生后已历时20年之久，兴安法院仍在回避、推搪，广西高院至今仍无再审信息。唯望借全国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之东风，对他们有所震撼，引起重视，尽快对本案启动再审程序。